十、我们队里的知青们
在黑龙江省呼玛县金山公社察哈彦插队的知青清一色来自上海。1969年10月来的第一批知青有12人，到了11月底，以徐汇区汾阳中学69届以及七宝镇中学毕业生为主的80余人坐着拖拉机和马拉爬犁涌进了村子。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半夜三更到达的知青们大多冻得索索发抖。有个16岁的知青两耳垂冻出了两个大血泡，好像戴了两个大耳环，让老乡们又是好笑又是心疼。 1970 年4月下旬，又有一批徐汇区五十一、五十四、南模、淮中、市二、中国、华光、曙光、虹桥等中学百余名知青浩浩荡荡来到村里，这样生产队知青花名册上的人数就增加到203人，比村子里的36户老乡总人数还要多出60多人。除汾阳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是作为试点全体下放到金山公社的，第一、第三批知青大多数是自己报名或学校分配的。
203名知青从来没有过全体都聚集在察哈彦的机会，不是这部分知青出外修路盖房子，就是那部分知青出外造水库伐大木，还有人回上海探亲了。唯一一次接近全体的盛会只有一个短暂的瞬间。1970年冬天的下午，去呼中修路的知青刚回来，去八十四林场伐木的知青马上要出发的一小时中，在队知青人数达到190多人。食堂里挤满了一屋子穿着绿棉袄的知青，我那时个子小，在人群中仿佛有天都黑了的感觉，朋友们之间打招呼的打招呼，告别的告别，耳朵里乱哄哄一片，什么也听不见。考虑到我队知青人数实在太多，在县里的安排调剂下，1970年底有50人左右自愿报名转到了县里新成立的北疆农场插队。
知青刚下农村时，当地老乡从内心来讲并不真正愿意接收我们，一个30多户一百三十来人的山村（最初还有几户林场留守职工），忽拉拉陆续涌进来三批共二百多名不会干活的上海知青， 无疑是一个重大负担。知青要吃要住要生活，挤满了所有队里闲置空房的上下铺和紧急加盖的几排宿舍不算，早上出工前因为上厕所拉屎要排队，还不时冲进老乡家的院子去霸占坑位，让他们急得有苦说不出。但安排上海知青这样大的政治任务，又不是老乡们这些小人物可以公开拒绝接受的。所以他们最初口头上是热烈欢迎，心里面可能是巴不得知青赶快离开。
当我作为第三批知青来到察哈彦时，还能感觉到当地老乡对知青的不信任和不友好。但是在这最初的对立中，我们知青也要负一部份责任。虽然毛泽东的指示讲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我们自认为读过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干活也比老乡卖力，自以为是，桀骜不驯。除了在劳动技巧上认为有必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外，在政治上却搬出毛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语录，先抓反修斗争和阶级斗争，以革命战士的角色频频出击，想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建功立业。二批青年在晚上站岗巡逻时，发现某大队领导从场院鬼鬼祟祟偷拿麦子回家，当场询问，并怀疑他是潜伏特务立即加以监视，结果那人摆脱尾随跟踪，当晚就越江逃到对过老毛子的兵营里。三批女青年第一天下地干活就提高了警惕，设计埋伏，抓住了一批从地里捡麦穗带回家喂猪的老娘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甚至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和狭隘小农意识为由，阻止过老乡上山采木耳、下套子、打狍子，到江里捕鱼。
此外按照县里和边防部队的规定，察哈彦大队管理生产劳动的支部书记和队长是由当地老乡担任，保卫祖国边疆的武装民兵连则基本上以知青为主，连排班长由知青担任，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武器由知青统一保管，明显地不信任当地老乡。知青晚上挎着冲锋枪，背着自动步枪站岗放哨，自以为肩负重任，也滋长了高人一等的“革命左派”的潜意识。记得在我们公社靠近公路边的三间房大队，武装民兵排知青排长小张带着三个知青早上刚巡逻回到村子，就有一个女知青脸色通红匆匆跑过来告状，说刚才她上女厕所时，有一个外来的男人冲了进来，明明看见她蹲在茅房里，还当着她的面耍流氓小便，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小张一听就来了火气，抬头一看，远处停着一辆小客车，估计是哪个乘客憋急了尿，慌慌张张也没看清写在木板上的女厕所字样便闯了进去，但你至少应该说声对不起吧。因为当时为了防备苏修特务活动，上级给了知青武装民兵可以任意检查任何人员和车辆的特权，他马上奔到公路边放下拦车的木栏杆，等那车开过来便挥手示意停车，然后让女知青指认出那个当她面小便的男乘客，勒令他下车出示边境居民通行证，谁知那中年男子下车后拒不出示证件，面对着我们几个胸前挎着冲锋枪的知青骂骂咧咧，满口脏话，说着说着手便往裤兜里伸。曾经在和边防部队教官比武中得胜的小张反应特快，马上子弹上膛，拿枪对着那人，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你敢掏枪老子就开枪打死你”，并呼叫周围人散开，其他几个知青立即背靠背成三角型火力保护状（动作之漂亮干脆绝不亚于现在电视中的美国反恐部队），一人拿枪瞄准那男人脑袋，一人用枪监视车上旅客，一人半跪着举枪观察周围动静。那人顿时吓白了脸，一面乖乖地举起双手，一面大叫“不要开枪，不要误会”，任凭我们从他身上搜出手枪和证件等物。他自称是某县监狱监狱长，来我县出差办公事。经同车旅客证明以及和县公安局通电话确认，监狱长货真价实。监狱长临行前不好意思地对小张说，我以为是农民家的厕所，蹲着个不害臊的东北娘们，所以用不着道歉，哪知道是你们女知青宿舍的厕所，真是对不起那个女知青，刚才你们那么凶，我管犯人的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所以就下意识掏枪，想不到你们真训练有素，火力掩护位置和反应速度赶上我们警察了，以后有机会一起喝酒。
我们还干过一些自以为得计的坏事。刚到队里时知青仗着人多势众、年少气盛，在和当地青年农民的斗殴中屡战屡胜，如发现某飞扬跋扈的老乡在干活时出言不逊欺侮知青时就合伙揍他一顿，甚至故意毁坏某个我们讨厌的老乡自留地上的农作物，如用大芟刀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的土豆秧子全部斩断（其实我们不明白下面的土豆还会照长不误）。有时嘴巴实在馋了，夏天顺手就掰几根老乡自留地里的苞米回宿舍煮着吃；半夜借站岗巡逻的机会打着手电明目张胆地到队里西瓜地里偷瓜吃，敲几下认为是熟瓜，用水果刀先挖个口叼块尝尝，甜的就摘下来吃，好在还有一点羞耻之心，把西瓜皮带走扔到远处的草丛里，断然不敢留在瓜地里。老乡后来也知道，凡地里未熟和烂掉西瓜上的三角形挖洞肯定是上海知青的杰作。
某宿舍知青和附近住的林场职工发生口角，有天便在中午敞开宿舍房门，一个知青手里拿着馒头皮一点一点扔在地上，一会儿就把人家养的几只大笨鸡慢慢诱惑进宿舍，然后另一知青从窗口跳出，把门往里一推（北方的门都是朝外开的），里面的人抓住一只无处可逃笨鸡的脖子一拧，其余放生。死鸡也无法放血，就藏在炕洞里。等到半夜门窗紧闭，拿开水烫一烫拔毛，用洗脚大铝盆炖鸡，一宿舍的人三下五除二吃完，把骨头和毛全部扔在炕洞火里，不仅证据被彻底销毁，连香味臭味都不会透过窗子外洩被人发现。由于只是隔个十天半月少一只两只鸡，那个林场职工虽然心存疑芥也只好当作是被黄鼠狼或者老鹰叼走，自认倒霉。直到在某一天因为他家几只鸡不知吃了什么东西纷纷毙命和另一职工大吵起来，互相指责对方偷鸡并动起手来，把知青闹的睡不着午觉。于是知青良心发现，出门劝架，主动承认是我们在房间里下过耗子药，可能是没注意时和垃圾一起扫出了门，毒死了你的鸡，并当场拿出高于交易价的二十元钱硬让那人收下，息事宁人，让我们睡个太平觉。“偷鸡摸狗”、调皮捣蛋的坏事大多发生在刚下乡的第一年中，和老乡的关系趋于正常后，知青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偷拿群众一针一线。
尽管我们知青中当时有许多人的父母还没有解放或者是有“历史问题”及海外关系复杂，朴实醇厚的老乡却几乎不把知青的家庭出身看成大问题，只注重知青的干活表现。老乡在理论上辩论不过知青，打架也无法占便宜。但他们毕竟在这块土地上干了许多年的活，经验丰富。从大城市下来的知青整体上最初在干活时确实暴露出许多幼稚和不足，老乡便作弄我们，看我们的笑话，获得心理上的平衡。第一个月评工分，大叔大爷们说三批知青刚来不会干活，给我们只评了四分，比当地干活最差的大嫂大婶们还要低，气得我们咬牙切齿，立誓要发愤图强。他们最初不光看不惯知青浪费粮食、趾高气扬的不良习气，嘲笑知青缺乏生活和劳动的基本常识， 拿洗脚黄铝盆和面煮汤，也抵触知青的一些卫生习惯，如一当地青年学上海知青刷牙买牙膏，他父亲就讽刺他“不学好，象牛反刍那样满口白沫，臭美”。
说句老实话，远离父母亲人，从大城市来到黑龙江边的小村子，还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对大多数只有十六七岁的青年来讲，确实是一场严峻的人生磨练。好在在来黑龙江插队之前，大多数自愿报名来的知青已经对生活和劳动的艰苦在思想上已经有所准备。我们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才干逐步得到了老乡的认可。时间长了，我们知青和老乡的关系经过磨合和实践的检验，逐渐改善。首先是由于大批上海知青的到来，使队里接到了许多修路、伐木等副业任务，集体资金迅速增加，买了拖拉机和康拜因，又开垦了许多垧荒地，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每工从 1970 年的 6 角到 1977 年已经升到 2 元 5 角，让老乡们感觉到知青的到来不但没有降低他们的收入，反而使他们日子越来越好过。其次是知青在一些老乡的教育下，干活越来越出色和精明，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的主力军。记得有一次自报公议评工分，几个不服知青的中青年老乡提出要和知青代表“二牛对头赛”，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割得好，结果非但男知青的代表连女知青的代表都能把当地干活最好的青年老乡甩下半里地。几个干活好的男知青夏天铲地、秋天割黄豆，几里长的垅连一次腰都没有直过休息一下，冬天伐木装楞连帽子手套都不戴，让老乡佩服得五体投地。
总之，在下乡几年后，察哈彦大队的队委会、妇委会、医务室、小学、机房、畜牧场乃至出外修路、伐木搞副业等几乎都是知青在挑大梁，独当一面。而老乡们已经开始真正喜欢上海知青了， 不仅循循善诱地教我们如何干活、赶车、伐木的真本事，也悄悄地传授些偷尖耍滑的窍门，劝我们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知青干活不要太拼命，以免累坏了身体。 我们也开始融入了这块土地，或许是爱屋及鸟，甚至老乡遭到外面人的欺侮，我们知青也极其仁义地出手相助，让他们十分感动，如同真正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朋友。乃至大家都以察哈彦人而自豪，察哈彦知青的通称取代了“上海知青”。人们一旦开始喜欢热爱自己生活的村子、城市、国家并为此感到自豪时，就会为它的发展出谋划策和努力奉献。二十多年后，有知青重返察哈彦探亲，尽管发现村子房屋外部大多还没有旧貌换新颜，但屋里已经有了卫星电视，为老乡的收入和生活有了提高而欣慰时，一位在大学读书的老乡女儿祝酒时称：“你们是在特殊的时期，来到特殊的山村，对察哈彦发展作出了最特殊贡献的特殊的人”。一顿几小时的午餐，成了颂扬、怀念知青过去“丰功伟绩”、“偷鸡摸狗”的泪水和欢笑交织的报告会。
来自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家庭背景、相似年龄的三批上海知青先后到了察哈彦后，由于所住宿舍、甚至是武装民兵班排的不同又重新分化组合。大多数知青有自己臭味相投的无形的山头派别和小圈子，如二批、三批、井边、江边、十五班等自称就反映了这种现象。而你一旦归属于某个山头派别，别人也不敢随便欺侮你，对一个人的挑衅无疑是向一个山头派别的挑衅，别人不能置之不理；相对独立的小山头小派别小圈子多了，谁也不服谁，谁也制服不了谁，就没有一个山头派别的知青能够在队里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仗势欺人，必须要通过互相制约和监督来保持平衡。。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这样互相牵制约束反而会阻止强权、霸权的形成，促进良性的和平共处，进而形成积极上进、尊重个人和发扬民主的良好风气。察哈彦知青尽管内部也有小小的摩擦冲突，但和在安徽、江西、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的“集体户”以及分散投亲插队知青不同，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类似于居住在军营的集体生活中，大家在磨合中逐渐协调，通过朝夕相处和风雨同舟，互相交流和相互理解，在劳动、学习中逐渐形成统一的集体目标和独特的团队合作精神，变得异乎寻常地有凝聚力，始终正气抬头，并且在打架闹事上枪口一律对外而变得“臭名昭著”。我们似乎模糊地认识到，不仅软弱会挨打，一盘散沙和孤立无援也会挨打受欺侮。
1970年4月，第三批知青刚到三间房大队等着进队时，正逢二批知青出队去呼中修路。几个汾阳中学的上海知青因为多看了几眼过路的齐齐哈尔知青，被一帮气势汹汹、五大三粗的齐市青年逼到墙根边打得鼻青眼肿，三批男知青这时还不认识二批知青，但一听是察哈彦的人被打，放下行李就赶去增援，在一片“冲啊”的喊声助威中拳打脚踢，迫使显赫一时的齐市青年不得不跳上卡车狼狈逃窜。其后齐市青年又和我队上海知青有过多次小规模的较量，互有小小胜负，遂失去了往日横扫一切的威风。乃至这批齐市知青中颇有名气的老大最后钦佩我队上海知青精诚团结、不屈不挠的勇气，“英雄见英雄，惺惺惜惺惺”，设宴和我队知青讲和，要求在呼玛的所有齐市知青对察哈彦上海知青均以礼相待，他本人也和我队一些知青成为莫逆之交。
1970年冬天我队知青在九十九伐木，几个人受到林场工人的无理挑衅和欺侮吃了亏，在现场的我队几十名男知青不管是党团员积极分子、调皮捣蛋的主儿，还是胆大胆小、有事没事的统统倾巢出动，深怕被人指责临阵脱逃、不顾义气。大家同仇敌忾，一窝蜂地冲到林场工人驻地对为首的肇事者大打出手。两天后，几个林场的上百名的工人聚集在一起，拿着蘑菇头、斧子等工具冲到我队伐木场地进行攻击，又把我们奋勇抵抗的知青队伍打得落花流水，林场方面也有多人受伤。县里曾想过要严肃处理我队的对外打架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一是察哈彦知青的对外打架是维护本队知青和老乡的共同尊严和集体利益，多属后发制人重点打击横行霸道的肇事者，并非无理取闹而是“师出有名”，并非恃强凌弱而是自卫反击，颇有江湖上“替天行道”梁山好汉水浒英雄打抱不平的色彩，并能注意打击的对象和范围，很少伤及无辜，有理有利有节；二是察哈彦知青的自卫反击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临危不惧，个个冲锋在前，无一退缩，有时连对方受伤者都无法准确指认出我队知青中谁是打他的主犯元凶，大家在警察面前众口一词，都承认参加了斗殴，要抓一起抓，法就不责众了。从此，县领导对察哈彦知青“惹事生非”的勇气和精诚团结的风气留下了深刻印象，林场方面也在计算我队伐木报酬时给与优惠以便息事宁人。
1972年冬天，从塔河到呼玛的很空的大客车无缘无故连续三天在八十四林场不停车载客，使有要事想回县的我队知青滞留在大木场驻地。第四天下午，十几名知青便手拉手横站在公路上，企图迫使一辆大客车停车载客。哪知那个司机或许是急着回家，或许是对公路上一些上海知青上车不买票深恶痛绝，不吃这一套，脚踩油门，车头顶着我们的屁股，慢慢提速，企图冲破我们的拦截。车速越来越快，或许是只看见一字横排的知青们纷纷松开手向两边狼狈逃走，洋洋得意的司机没有注意到最中间的一名我队知青已经无法逃避，被保险杠撞倒在车轮中间，仍猛踩油门飞驶而去。直到车上旅客大叫，压着人了，压着人了，他才在几十米外停下车。回头一看，一个知青一动不动笔直地伏在路中间，司机顿时吓呆了。过了几十秒，他从反光镜里看到原先躺在地上的知青忽然坐了起来，用手在捡从书包里掉出的馒头，正庆幸自己没压死人，却发现原来在木场干活的几十名上海知青却拿着工具呼啸着追了上来，包围了客车，他再也没有胆量继续冲破包围圈了。
据这个从大客车四个轮子中间侥幸逃生、命大福大造化大的知青事后回忆，当时他被车撞倒后，忽然感觉天黑了，一抬头碰到了铁的硬物（客车底盘），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在车底下，便不敢动弹。客车后车轮只是挤压到他棉胶鞋的边缘，一只脚马上肿了起来，疼痛异常。
在现场干活的我队知青听说客车司机居然敢压人逃逸，全都追了上去，围住了客车要揍司机。司机自然不敢下车，知青就用抬木头那种中间粗、两头尖的蘑菇杠子敲打车窗。谁知过了一会，那司机刚把车窗摇开一道不大的缝时，伸出头还骂骂咧咧说着粗话，眼睛碰到了不知哪个知青手中一根向上飞舞的蘑菇杠子尖头，痛苦地大叫了一声倒在座位上，鲜血从他捂着左眼的手指缝里淌了出来。受伤的知青和司机最后都进了医院。经医院检查知青没有骨折，只是挫伤和挤轧淤血，司机的那只受伤眼睛视力却不幸下降到0.05以下。县里领导因为知道无法指认出具体的肇事知青，而且又是司机无理由不停车载客反而粗心大意撞了人，所以让双方各自负责自己的医疗费了事。我们知青私下里也多次对自己的鲁莽造成了司机的终身残废感到自责和内心不安。
在“惹事生非”“臭名昭著”的同时，察哈彦知青这个集体在修路、伐木和生产上也和别队较劲，
一直十分出色，远近闻名。 1973 年，由于全队的努力，察哈彦年终分配时，一工首次超过了 2 元，许多知青不仅生计可以自理，扣除预支和一年的饭菜钱还有上百元积余，出工天数和挣工分最多的那位知青奇迹般地净得 666.66 元，远远高于每月三十来块赤膊工资城市普通青工和国营军垦农场知青的年收入，在公社和县里引起震动。（当时黑龙江沿江一带的生产队收入都相当不错，据一位在爱辉插队的朋友说，他带着两年多积余的一千元探亲回家交给老爸时，老爸居然怀疑是不义之财不停地审问，根本不相信插队会有那么高的收入。）县里以及上海知青慰问团派干部下来进行调研，发现我队知青确实与众不同。白天不仅仅是几个人而且是几十个人、男女上百人干活积极，互相帮助。拿铲地来说，最先铲到地头的知青绝不会心安理得坐下休息，最多是抽根烟歇口气，就马上返回来接其他知青的垅，知青的垅接完了，大伙再接老乡的垅，然后才集体一起休息，不斤斤计较，而以干活干得好干得多干得快为荣、以偷懒落后为耻。察哈彦知青经营的集体食堂伙食美味多样，文艺学习活动红红火火，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到深夜几乎是每间宿舍都亮着煤油灯，大家热衷看书讨论，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即使在极其艰苦的劳动环境下，也能挖掘出生活的乐趣和发现自然的美，看不到在某些知青点中弥漫的消沉、堕落、内部斗殴等“乌烟瘴气”的现象。他们同情和感叹地说，这察哈彦知青那么爱读书爱学习要求上进，呆在这里白瞎了。
但也就是在赞声不绝的时候，一个偶发事件让察哈彦知青更加“臭名昭著”。1974年夏天一个下午，大客轮停靠上察哈彦码头刚放下跳板时，一个老乡就匆匆走了上去，把准备下来挂缆绳的船员的路挡住了，那船员一生气就把那个老乡推下跳板，老乡掉进半米深的水中，浑身湿透，于是双方争吵起来，老乡又挨了揍。老乡的弟弟赶紧到地里通知知青，正在铲地的几十名男女知青听说有人居然敢嚣张地在察哈彦地盘上打察哈彦的人，马上收工赶到江边，上船一个一个房间查找那名肇事船员，并约定不伤及任何无辜。谁知一个穿着蓝色球衫球裤的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拎着一把带枪套手枪，冲出船舱，气势汹汹地站在甲板上对着知青破口大骂，还推了周围的知青几下。这下可把知青惹火了，下面的老乡们齐声喊打助威。一个知青一激动，一拳上去，打在中年人的鼻梁上，顿时那中年人鼻子里流出鲜血，他还想反抗，无奈从船舱里又冲出两个他的朋友，强行把他拉进船舱，其中一个是曾经来过我队了解知青情况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尽管知青把大船上上下下都搜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肇事船员，由于知青拿着斧子，不让船员靠近缆绳，船也无法离岸逃走。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县公安局副局长只能站出来，他先指着岸上一个非常激动的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乡，大声喊着：“你什么阶级成份，为什么挑拨知青闹事，你们把县委副书记鼻子都打断了”。一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线上，知青们的脑子也有些清醒了，停止了喧闹。副局长然后劝我们知青集体下船，派代表上船和他一起解决问题。见知青代表和船长等在顶楼驾驶室商谈了20分钟还毫无动静，岸边的知青和老乡又沸腾起来，大喊“我们要见谈判代表”。于是，知青代表学着被批判过的电影“燎原”中那个工人代表的样子，一面把手伸出驾驶室窗口反复挥动，一面大声喊着：“乡亲们，弟兄们，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谈判胜利了，谈判胜利了”，岸上嬉笑声掌声雷动。
肇事的船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在跳板上，向察哈彦老乡知青鞠了三个躬，表示歉意。船离开察哈彦后，被打的县委副书记要求公安局副局长派人拘留打人知青，追究刑事责任，副局长以刚才谈判时双方已经都承诺不再追究对方责任为由婉言推托，坦言叙述他对察哈彦知青的好感和互相信任。县委副书记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挨了打，吃了哑巴亏，只是后来在审批察哈彦知青入党推荐上大学时来了点小小的刁难，出了口闷气。
真正让县里认识察哈彦知青力量和能力的还是在1975和1976年。当时一些知青朋友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由于省军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过问我县或视察我县时，都提到在察哈彦上海知青中有他们战友和上级的子女，并派专人给我们知青送食品。一些县里领导也喜欢来察哈彦听我们“传达”毛主席最近批示、中央最新文件和高层动态（许多常常要到半个月后才会通过正式渠道一级一级传达到县团级）。1975年，还派了一个工作队来抓基本路线教育，提出了由党支部决定队委会人选的计划，力图树起一个增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集体典型来。
谁知道察哈彦知青不唯命是从也不领情，竟公开批评工作队和县里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他们搞一言堂包办代替，剥夺了社员的民主权利。知青利用黑板报和大字报，展开舆论宣传，反对任何将广大群众监督排除在外的领导方式，强调“为大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 是区别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自然赢得大多数老乡的支持，要求工作组开大会听取群众意见，按照农村工作六十条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由生产队社员大会直接选举队委会，制订合乎群众利益的管理分配方案。
开会那天，先有一名男知青指挥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唱到“究竟谁怕谁”时，为显示集体力量歌声接近于狂吼，把在主席台上的工作队队长气得双腿直哆嗦。随后是察哈彦知青拿手节目，男女领唱全体四部和声“浏阳河”，优美动听，掌声四起，缓和了气氛。接下来却是雄壮深沉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表明知青毫不畏惧的态度。大会上知青们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赢得全场老乡和知青的一阵阵喝彩鼓掌声。
尽管工作队队长曾经指责知青想篡党夺权，扬言要抓几个小右派和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份子来杀鸡儆猴，但知青仍不怕打击报复，据理抗争，毫不畏惧，甚至扬言要去北京告状反映情况。经过一个月的辩论和协商，在公社领导的干预下，工作队最后同意按照知青的方案进行民主选举，并同意取消大寨式评工分而采用大家建议的计件定额包工式劳动计酬制，这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有新意和创见的农村体制改革的试验，可惜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社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五人队委会中知青占了三名，知青还起草制定了包括财务公开、小组长责任制在内的八条劳动管理规章以及细致的定额计分标准，如在哪块地铲几条垅得几分，抬多少块坯子多少块砖记一分（我后来干装窑出窑的活一天最高可拿到 25 分），饲养员每天出工为 8 分或 9 分等等，奖勤罚惰，增强了民主气氛，激发了干活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益。到了年终分配时大见成效，老乡和知青数着人民币个个心花怒放。事后，工作队队长四处宣传，说这察哈彦知青真团结、真邪门，谁也不怕谁，厉害得连唱歌也会变着法子骂人，实在是难对付。不仅嘴上马列主义头头是道，还真能理论联系实际，确实把大家的收入也捎带着提高了，让你挨骂还要口服心服。乃至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县里明明清楚呼玛县的政治谣言传播中心在金山公社，金山公社的政治谣言传播中心在察哈彦生产队，却也睁一眼闭一眼，不深入追究。
1976年7月28日晨3时,在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和北京也遭灾。我队知青从美国之音等外台中得知地震强度超过8级，死伤无数。第二天中午便集会讨论以何种方法支援灾区人民，考虑到知青粮库里存有多年积余上万斤小麦口粮，大家举手表决，一致同意以我队花名册上近百位知青的名义向唐山灾区捐献一万多斤小麦，在队知青每人平均捐25元现金，相当于一个月最低的劳动报酬，在上海探亲没有收入者只捐粮食。下午收工回来，除食堂工作人员外，全体在队知青还有一些老乡都到知青粮库装麻袋，再运至江边。
第二天中午，一位知青代表带着这批粮食现金和慰问信乘大客轮来到呼玛县。由于不知道把粮食卸到哪里，知青代表便用十五分钟跑到了县革命委员会询问。县领导既不清楚唐山大地震的危害程度，也从没处理过知青捐献给灾区物资的新鲜事，看到“臭名昭著”的察哈彦知青的代表情绪激昂就心里发怵，不知我们玩得什么鬼花样，要闹什么事。他们只好同意先把粮食卸到县码头仓库保存起来。晚上，县里终于接到上级指示，唐山灾区不接受任何国家地区、集体和个人的捐献物资和捐款，请各地退回已接受物资和钱款。知青代表则坚持要捐送，说这是我们知青对灾区人民的慰问和一点小小的心意，哪有运回去的道理。县里干部非常感动，说你们不仅打架惹祸闹事全县第一，而且干活学习全县第一，连做好事也是全省第一，察哈彦知青的水平和觉悟确实高。经过协商，县里决定不收我们捐献的现金，而由粮站出面按一等公粮的最高价钱收购我们捐献的小麦，装卸费和运费则由县里负责。既没有违反上级规定，也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县广播站也连续三天表扬了察哈彦知青的不凡壮举。其他队的知青开玩笑地说，你们察哈彦知青真是一举两得，既得美名，又得利(指捐献陈粮质量原来达不到一等)。其实我们察哈彦知青发起这个集体行动时从来没有考虑过名利，在队的三十多人举手表决前，只是考虑过我们是否有权代表不在队里的知青捐献，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捐献是爱党、爱国、爱人民，体现了我们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决心，谁都会赞成的。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森林火灾发生后，我队知青又迅速聚会捐款千元至重灾区图强林业局，虽然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图强，但我们是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我们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们曾经在那里留下过脚印，留下过汗水，留下过悲欢，留下过梦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在那里的话，也一定会留下热血甚至生命”。当地党政机关向上海市委反映并表示感谢后，市委领导批示要记者调查一下，若情况属实，适当宣传表扬。记者熊能采访后在解放日报头版以“收下吧，父老乡亲们”为题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1971年林彪事件、尤其是1973年毛泽东回复福建李庆霖信时说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话以后，知青政策开始变化。察哈彦知青开始分流。推荐上大学和中专的十多人，招干2人，招工1人，直接参军2人，转往他地间接参军数人，转到父母老家插队和他地就职的数十人，更多的是1976年以后以病退等理由按照政策陆续返回上海，或在1977年高考恢复后直接从生产队及在他地考上大学，203人都离开了察哈彦。根据1999年聚会的粗略调查，虽然去插队前大多数人是69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现在203人中至少有五分之一40人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很多人回沪后尽管没有读大学，但还是积极拼搏，努力学习和工作，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和其它技术资格证书，所以在下岗的大潮中还能自谋出路。还有20人左右现在定居在海外和港台地区。当然也有很小部分知青面临困境，还有些知青已经病故。
不可否认，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类似于军营生活的集体劳动，家庭出身的特殊性等等条件，促使察哈彦知青形成了独特的团队精神，这在整个知青发展历史中不具有代表性。尽管当时物质生活贫乏，劳动艰苦，但一个好的人文环境以及合作的集体，却使困难和挫折成为激发我们向上前进的动力，拓展和充实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至今大家聚会回忆，过滤了苦难后，都会庆幸自己曾经生活在察哈彦那种努力学习和工作、关心国家大事、真诚友好的良好氛围中。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察哈彦知青的积极向上、刻苦耐劳、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精神又是黑龙江呼玛这山水天地所抚育的知识青年的优良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