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要读书（上）————（1960-1978）18年叙事
“我要读书”这句话，最早是在小学时从“半夜鸡叫”作者放猪娃高玉宝自传里看到的，形容解放前穷人读书难的情况。想不到在文革和下乡时，“我要读书”也成了我的梦想。直到1977年底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恢复高考，我才在1978年圆了大学梦。
（一）1960——1966 小学时代六年的学习生活
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看书，同时接触社会实际。五年级时，有一次自由命题的作文测验，我根据平时看报和偷看父亲订的《参考消息》上的内容，写了一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政论，深得班主任周老师的赞赏，扣掉我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和卷面不整洁的分，给我打了建校以来的最高分----94分。随后我为了写“平凡的人——记你熟悉的人”作文，整整一星期，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一个收集弄堂马桶粪便的清洁工人一起干活，听她讲自己的故事，交出的作文又得了92分。周老师还把我的两篇作文推荐到学校橱窗里展览了2个星期。老师的鼓励，使我决心以后要考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或者五十一中学，然后上大学。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校外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的社论，要求建立一枝由专职辅导员、义务和半义务辅导员组成的辅导队伍，社会、学校、家庭要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校外教育网。上海的校外教育活动基地有区县的少年宫内的兴趣小组、科技馆、面向青少年的图书馆。少年宫每周还有不少公开的科学和时事讲座，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65年底，在海军成功地进行了八六海战和崇武海战后，东海舰队的一位上校军官对我们这些聚集在少年宫的少先队员开了一场世界海战史的讲座，从二战时德国俾斯麦战舰一举击沉英国胡德号重巡洋舰，日本和美国的中途岛大海战，讲到解放军海军和国民党海军的几次交战，深入浅出，使我从此心仪军事天地。当时的校外教育可以说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少年宫的棋琴书画、歌咏舞蹈的辅导班都对外免费考试招生。连徐汇网球场都对我们小学免费开放，让我和一批小学生每周都去那里，在一个曾经打到上海市网球比赛第三名的裴指导辅导下练习打网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搞到了一张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借书证。图书馆在延安西路乌鲁木齐路口一栋洋房里（现已经拆毁变成高楼），二楼面向小学生，三楼面向初中生。我每周几乎都要去二三次，是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放学后4点半走到那里，不是混到6点闭馆才依依不舍离开，就是借完书后和几个读者小朋友结伴去在附近一栋花园洋房（朋友家）里玩，交流读书心得，我的这几个读者朋友后来都有了大学以上的学历，学有所成。
我当时看书速度极快，六年级时一个星期天，母亲带着我去上海外国语学院上班，我从一个老师那里借到《水浒后传》，半天就看完还给他并要求再借一本。因为不相信我能在半天内看完一本几百页的半文言文小说，那老师就考考我，我准确无误地复述了故事大概和主要人物关系及绰号，令他目瞪口呆。我把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想看的书几乎都借过后，在图书馆辅导员余老师的关心下，当了义务服务员，于是可以到三楼初中部边干活边看书，直到小学毕业。
（二）1967——1970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
1966年我小学毕业时，文革已经闹腾开了。我们也无法进入中学，只能在小学里瞎混。我曾经去番禺路上的上海铜线厂要求和工人一起劳动，在那里感受了工人大老粗豪放的热情和不加掩饰的原始蠢动。记得我曾经问过工人师傅为什么他们要夸修正主义苏联的天鹅湖好看，工人班长一面流着口水一面诡笑地回答，那些苏联芭蕾舞女演员的白大腿真漂亮。我也参加过小学里的宣传小分队，去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免费喝盐汽水吃包子。最初我顺大溜关心国家大事，从大字报和传单里综合各种消息，说些让大人们也感到惊讶的话，甚至和邻居----一个在苏联留过学的高级工程师打赌，看国家主席刘少奇会不会被打倒，结果赢得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我也带着好奇的心理观察着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曾经跟着人潮看造反派围攻汉口路《解放日报》社，被挤得几乎丧命；曾经白天看到造反夺权的青年老师批斗据说有叛徒嫌疑的潘校长，晚上就看到她吞安眠药自杀后的尸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目睹了大批红卫兵抄砸位于长乐路的著名京剧表演家周信芳家。他们打死了周家咬人的看门狼狗，冲进周家的小洋房，把周家的物品从各个窗口扔了下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玩具从三楼被扔下，被人们踩得断手断脚。
那时虽然没有赶上免费乘火车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1967年1月，我和7个小学同学一起沿铁路走到杭州大串联，白天走30公里左右，晚上便找到路边军营的免费接待站，吃完饭，挑掉血泡烫完脚，便一头倒在草铺上呼呼大睡，六天后顺利到达杭州西湖。回上海后又和表哥一起到苏州大串联。直到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明确各地不再提供免费接待，要求大家尽快返回原地，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我们才结束了免费旅游。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出：“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实际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内容来取代了正常的学校教学。
在举国上下都在学习红宝书，许多书籍不是被当众焚为灰烬就是被大捆大绑地送入废品回收站的时候，我不仅不能在学校里学到有用的知识，而且因为图书馆的关闭，书籍也断了来源。幸好同弄堂的一位在学工的大朋友趁晚上值班时，不时从造纸厂即将化为纸浆的旧书麻袋堆中偷出了一些书送给我。虽然有些书如《金陵春梦》只有第二卷残缺不全，看过后还不太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些书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对小学才毕业的我如同天书。但看了一批中外小说后，我不知为什么突发奇想，想从马列原著中吸取一些营养，于是就和同学一起去上海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对过的上海旧书店去找。有个中年售货员见我们喜欢读书，不时从书库里拿出一些50年代初期翻译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以最低价卖给我们，还告诉我们哪些书是必须要读的书。毛泽东1970年代初期要大家学习的一些马列原著，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等早在三、四年前就在我的藏书中了。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级学校开始招收新生。我也在这一年按地段被分配进了上海淮中中学。1968年9月5日至1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会了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组织了31000多名产业工人，进驻10个区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100人，平均50人。9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将工宣队进驻中小学情况向中央报告，2天后，毛泽东马上批示“此件很有用，拟可转发各地参考”。当时我们班也进了一个吴姓工宣队队员，人不错，基本上不干预班主任的教学工作，指导我们劳动时，也身先士卒。
不到三年的中学生活的大多数时间化在学工、学农、学军上了。偶尔上过几周文化课，英语记得就学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话，数学课刚学了负数正数和二元一次方程，就因为上面要搞大批判而终止，让热心复课的班主任毕老师也无可奈何。好在文科可以自学，我通过看书看报出黑板报，学会了抄袭背诵美丽的文句。记得报名上山下乡写的一份决心书，充满慷慨激昂的豪情壮语，请一“牛鬼蛇神”用隶书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在其突然失踪一个星期前总是观者如流，让我好不得意。十年后，毕老师告诉我，这份大字报还保存在一个老师手里，他之所以当年要揭下这份决心书，首先是可以把它当字帖练字，其次才是欣赏我写的文章。此外，还学习了小提琴，杀鸡杀狗乱拉一气，后来在文艺宣传活动中也能滥竽充数伴奏一番。
（三）1970——1977在黑龙江农村七年的学习活动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上海对68届高中、初中和69届初中毕业生分配采取了“一片红”的政策，离开大城市，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我班的一位女红卫兵排长就在1969年10月和下放的父亲去了黑龙江插队。
1970年4月，刚满16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到生产队不久，我逐渐发现许多知青都和我一样带了许多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选集和单行本、各种革命回忆录和领袖传记外，有些是我过去听到过却没有看到的书，不少已经被批判的禁书和一些文革前供中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书籍在熟悉的朋友中半公开地传阅。
政治纪实类有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唐人的《金陵春梦》等。
外国文学类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陀思妥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谁之罪》，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叶普根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载有《羊脂球》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但丁的《神曲》，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海狼》，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德莱赛的《嘉丽妹妹》，伏尼契的《牛虻》等，还有《福尔摩斯侦探集》及瞿秋白编辑的《海上述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1972和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还有《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革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现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苦菜花》、《小城春秋》等。当然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和工农兵写作小组粗制滥造的《牛田洋》等。
历史哲学类的有《论语》和《孟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
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它好书的资本。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里因为有200多个上海知青，人多势众，我们干活绝不比当地老乡差，生产队还得靠我们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业增加收入，所以当地干部也就不管我们的思想动态了，更不会来干涉我们在收工以后看什么禁书了。
林彪事件发生后，由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教育整顿工作，国内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苏联的政治哲学图书和文艺小说，还印了一些古典小说和历史地理书籍。经知青领导同意，我在生产队领了200元钱，准备在队里办个图书馆。回上海探亲时，我拿着有黑龙江省公安局大印的边境居民通行证，自然以省公安人员的面目混进了福州路上的供县团级以上干部购买的内部书店，说忘了带介绍信，书店的一个姓洪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了一句我儿子也在黑龙江插队，同意让我陆续选了200多元的好书，如《阿登纳、戴高乐论中国》、《尼克松传》、《纳赛尔传》、《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摘译》等。此外还买了几套公开出版的数理化复习参考书。我和朋友把书背到了队里，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书柜中，加上大家捐献的一部分个人藏书，一个有数百册书的图书馆就建成了。不仅有利于知青的读书生活，连当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纷纷前来借书。
在上海探亲时，一些单位的图书馆也悄悄地对内开放了，那些世界古典名著开始在熟悉的人之间流传和交换阅读，有时一本书只能在一家停留一天。一天我得知解放前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现在的翻译本改称《基督山伯爵》）一套四册即将流通到表哥朋友家，于是连续四天晚上都乘1角5分的公共汽车去表哥家住，每天晚上11点住在他家隔壁的朋友就把一册盖有上海市教育局图书资料室藏书大印的《基督山恩仇记》送来让我看（表哥已经看过）、另一本世界名著给表哥看（因为他看的《基督山恩仇记》是从我表哥介绍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我到早上2、3点时就能看完一册《基督山恩仇记》，再接着看表哥看完的那本名著，早上7点半那朋友准时来取书还给某人，再从某人那里取书自己先看，晚上11点送给我们看。我则早上8点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家睡觉。短短四个晚上，我看了五本八册世界名著，可谓收获之大。
有年回生产队时，在塔河因下雨公路好几天无法通车，客栈里挤满了人，白天大家围在一起喝酒聊天，晚上我们都要去问从塔河开往县里的唯一一辆公共客车的年轻漂亮女售票员第二天能否开车，是否能买上票。由于白天那女孩听过我讲的故事，已经互相认识，所以她笑着对我说，你把《基督山》从头到底给我讲一遍，我保证你有票坐车还不要花钱。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给她连续讲了两晚上的《基督山恩仇记》、福尔摩斯侦探及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周围也聚了不少人，大家和她又给我递烟又给我倒茶，让我好不得意。等到天晴卖票开车时，我递上到呼玛县的6元票钱，她瞪了我一眼，把5元钱还给我，顺手给了我一张一元写着3号座的票，大声地说你到九十四林场就可以下车了，我马上心领神会。车开后，坐在我身边的她对我说：你咋不信我说的话哩，买啥子票，我们这疙瘩的人就会喝酒，你们上海知青懂得真多，我就爱听你讲故事，下次你坐客车一定来找我。
伴随读书兴趣的增长，我们队里知青学习的风气也越来越浓。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早就开始自发地在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外语等知识，加上进入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知青也是个读书迷，组织了不少读书活动，学习似乎成了我们知青除劳动外最重要的生活。
看书提高了我们的修养，陶冶了我们的性情。记得在好像是李锐编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说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了锻炼自己专心读书的能力，每天捧了本书到长沙城门菜市场去读，还有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既然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那么必须接受上天给你的磨难，天命不可违，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幸福生活，于是也自觉地开始磨练自己。到如今，我既能在任何嘈杂和复杂的环境下静心学习，也能够不懈地努力学习，不会沮丧也不会停止。
我们学习并不完全为了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回上海读书那当然是所有知青的梦想（八年中地县给我队的铁路、林场、工矿招工指标因为没人报名几乎年年作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家还抱着回上海的希望）。从1972年开始，每年我队都有2至3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回上海上大学和去地区中专学习，除了他们家庭出身能通过上面的政审，主要还是靠他们平时确实能吃苦、劳动出色、能够得到队里大多数知青和老乡的推荐。可每年只有两个名额，虽然谈不上算谦让，很多人有自知之明连名都不报，竞争并不激烈，尽量让能够通过政治审查的人先走。杯水车薪，何必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朋友的感情。我们学习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充实自己，从书中吸取精神食粮，使自己能够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有坚强的毅力和丰富的乐趣。那时我们大家白天干活都很卖力和辛苦，乃至一天有个劳动非常出色的女知青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下辈子我就想变成一头猪，这天下的人和动物只有猪能够每天吃吃喝喝，睡大觉不要干活”。但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有时也会黑灯瞎火地在炕上听一个人讲从父亲藏书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黄色故事”），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一些知青朋友还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办政治夜校，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级的政治问题。
读书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理论水平。特别是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真相。如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喜欢和指定的接班人，列宁和斯大林有矛盾，在遗嘱里批评了斯大林，建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用了不少坏人，镇压和冤枉了不少好人。可是《联共布党史》里根本没有涉及这些事，反而事事为斯大林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是否也会有这种不真实的现象？
读书促使我们深思而不盲从，同时也促使我们试图用书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1975年，我们知青引经据典，和县工作队进行了一周激烈的辩论和策略的协商，最后竟然废除了大寨式评工分，明确实施以责任制为基础的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制，还破天荒地民主选举了队委会，使生产队的工分值1工（10工分）从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这都得益于从读书得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能吓唬住当地的干部，使他们理屈词穷无法束缚干扰，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赢得了老乡的支持，才能促使体制变革获得实效，。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提出学校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指示下，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全国高等院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大学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进行文化考查，“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政审条件也有所放宽，只要自己报名、群众推荐就可以去参加文化考试。我也得到了参加考试的机会，7月20日考数学、语文，21日考政治、理化，每场考试90分钟。从考场出来，除理化外，自我感觉还可以。
但我们不清楚，就在大家拿到准考证的7月19日那天，《辽宁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篇“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道。辽宁省有个与我们一样、也把上大学作为“自幼理想”的回乡知青张铁生，他在理化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的反感，认为“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垄断了”，“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交了白卷。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该事后，删去了信中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等恳求语，马上指示要公开发表，利用其作为反击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整顿的重磅炮弹。当我从电台广播里听到8月10日的《人民日报》转载的有关张铁生的报道后，就知道这个反潮流的白卷英雄的出人头地会剥夺包括我在内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上学读书的希望。以后我们队许多人在推荐上大学时并不报名，既然给推荐到县里也会被刷下来，何必要浪费这宝贵名额，还不如让更有希望的人去争取一下。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学习，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似乎支撑了我们要读书的梦想。
我那时因为年龄小，下乡没多久就被队长照顾去养猪，一干就是六年。期间由于不怕苦不怕累，曾经把猪养得比老乡家的猪还白白胖胖，一度被生产队送到黑龙江双城学习骟猪及兽医技术、送到公社学习做发酵饲料。夏天早上和下午放猪时，都带上红灯牌九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书籍，为防备对岸苏联边防军的越境绑架，有时还背上一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护身。我让我养的狗看着猪不让它们祸害庄稼，自己铺块塑料布垫张狍皮，坐在地头和泡子（东北人对村子中的小河小湖的俗称）边看书听广播学英语，优哉乐哉。有时也会象高玉宝那样，在空旷的庄稼地和山林江边，大喊几声，我要读书，我要上学。1975年，我回上海的时候，自费到上海农业科学院进修一月，跟着一个姓樊的右派老兽医学习，除了动物生理学等兽医知识外，他还教我学了些化学和物理知识。樊医生虽然身处逆境，仍诲人不倦，可惜我后来考上大学后，因他平反后搬家失去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