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对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影响（文稿）2001年12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网络中心 刘琪

  一、江户时代学者笔下的中国书院
（一）对中国书院起源的认识
（二）对学校史上书院设置意义的理解

二、江户时代冠以书院之名称的教育设施
（一）由塾向私立学校转化的“书院”
（二）由私塾变为幕府援助下创建的书院
（三）民众共立的乡校书院

三、中国书院模式对日本江户时代教育变革的影响
（一）“学堂开于匹夫之手岂有害”
（二）“变塾为学，转私为公”

结语

   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在被日本史学家称为近世的江户时代的二百六十多年中，中国书院这一学校教育模式曾引起当时的一些学者的重视和评论，一些教育机关也曾冠名为书院。研究中国书院对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了解日本近世教育发展的一个侧面，也可以加深对中国书院性质的反思[1]。

  一、江户时代学者笔下的中国书院

书院这一外来语随着佛教和儒学的传播，在日本的中世就融和到本土文化中去了。从寺院和住宅的建筑样式、个人的书斋和读书处、会客室，到具有和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学问所”相同意义的教育设施，书院这一用语曾经被广泛地使用过。天文八年（1539）至九年，日本遣明船副使策彦周良在中国宁波和北京的往来途中，看见和参观过许多书院建筑。在《入明记》中，策彦周良记述的书院有“三贤书院（震泽）”、“二泉书院（无锡）”、“东坡书院（宜兴）”、“银山书院（镇江）”、“吕梁书院（徐州）”、“道宗书院（镇江）”“和靖书院（苏州）”等[2]。虽然中国古代地方志也记载过这些书院，但是在策彦和尚的记述中，我们看不到书院的教学情况。如“惠泉福地门右方有小门，横揭听松二字。入此门则左方又有门，横揭二泉书院二字”；“（东坡祠）祠门无额，堂里中央安东坡塑像。（中略）又后堂横揭眉山精舍四大字，中央挂墨竹之轴。又旁有古额，横书东坡书院四大字”；“城里有门横揭道宗书院四大字，门里乃周茂叔廟也，廟里有木牌，书宋道国濂溪周公之神九字”。他参观过的“书院”似乎是可以自由进入的名胜遗迹和纪念先贤的祠堂，并不是具备学校教育特征的书院。

尽管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几乎没有实地参观过中国书院[3]，但是他们对书院这一用语已经不感到陌生，对于作为学校的中国书院特征的详细认识，就是在江户时代开始产生的。

（一）对中国书院起源的认识

江户时代初期，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在统一日本后，洋洋得意地问儒臣林罗山（1583~1657）：“今大明亦有道耶？卿以为如何？”。林罗山回答说：“有之，虽目未见之，於书见之。夫道者非窈窈冥冥，而在君臣父子男女长幼交友之间。今大明自闾巷、自郡县、自州府，无处处不有学校，皆所以教人伦而以正人心善风俗为要，然则果有道乎？”[4]。在林罗山认可的中国明代学校中，当然包括书院在内。林罗山之子林鹅峰（1618~1680）在宽文十一年（1671）称“原书院之名，始於汉，兴於唐，盛於宋，盖庠序之余教也。本朝劝学院、奖学院、学馆院、文章院，亦惟肖乎。近世之俗总称宾客飨讌之席曰书院者，非古之制也”。林鹅峰把书院的源流追溯到汉代，实际上是把汉代儒者的精舍当做书院的起源，指出了精舍和书院之间的连续性。他也同时指出：“应天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显名于赵氏之代，晦庵南轩东莱之手，泽昭昭乎后世，然不过一州之学”[5]。

但是为什么“精舍”会被“书院”这一名称所取代呢？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指出，精舍多是和儒者家中书斋有关的教育场所，并没有具备书院那样规模的学校特征。寺岛良安在《和汉三才图绘》（1722年自序本）中指出：“凡称书斋为精舍。后汉刘淑立精舍，晋谢灵公之石壁精舍，朱文公之武夷精舍之类是也。按集民间子女令习书笔家称寺，是乃与精舍同义乎”[6]，日本教育民间男女儿童读书写字的“寺子屋”和中国儒者的“精舍”相同，都是设在家里的教育设施，而且都是儒者的“私业”。

在江户时代的住宅建筑样式中，“书院造”这一术语已经被广泛使用，武士家中的会客、谈话、置书的地方都叫“书院”。典故学者伊势贞丈（1717~1784）认为书院这一用语的变形和日本佛教禅宗的兴起有很大关系，“书院之名目古已有之。其本谓书院在寺院也，读诵佛书学文之所曰书院也。足利殿时由禅家往武家移之处多也。玄宗置丽泽书院（太平记廿七）聚文学之士，此非寺也，讲书籍之所也。又曰，书院之称，上古俗家无之。书院乃寺中习诵讲释佛书等学文之所也。镰仓时代禅法风行，武家好禅家，常有座禅等事，故如寺中立书院也”[7]。考据学家塚田大峰（1745~1832）也指出：“我方诸侯大夫会宾客之堂，通称书院，斯不当之称也欤。书院，修书之所也。唐玄宗丽正殿置书院，聚文学之士，以修书焉。从此以来，唐宋之间，处处起书院，皆学士修书之所也”[8]，他注意到了书院这一用语的来历和唐代丽正修书院的直接关系。

（二）对学校史上书院设置意义的理解

随着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传播，白鹿洞书院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学者非常熟悉的中国书院。他们认为白鹿洞书院至元明时已“为天下第一学校也”[9]，所以他们十分重视探讨作为学校的白鹿洞书院为什么能够历经数百年几个朝代，学者能相继讲学于此而不“废坏”的原因。幕府官学昌平学问所教官佐藤一斋（1772~1859）根据中国毛德琦编《白鹿洞书院志》的资料，认为“书院即学问所”，朱熹在再兴白鹿洞书院时，“既乞赐敕额，又置书籍，附学田。制度井然而备，于此成不朽之事”[10]，白鹿洞书院历元明至清而延续不废，其原因在于朱熹创立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内部制度，而这一切又取决于白鹿洞书院并非朱熹的家塾和书斋，而是和日本“学问所”类似的学校。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学问所”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书院”。渊冈山（1617~1686）认为“书院”、“讲堂”虽然都是“拜先儒，或者讲习讨论读书”的“学问所”，但是“私建者曰书院，公建者曰讲堂”[11]，名称不同的原因在于设置者的不同。

尽管有学者已经看到了中国书院接受了朝廷和官府的经济援助，如中村惕斋（1629~1702）指出“凡学校的名目，彼方曰大学、曰国子监，此皆王都之公学也。天下州县亦各于其所而有学，曰某州某县学也。此外曰书院者乃公私之通称也。岳麓嵩阳应天白鹿曰四大书院，大抵为名人旧迹，故天子赐敕额御书，亦附学田，尤重于州县之学”[12]。奥野纯认为“昔者南元善治越，辑稽山书院，萃秀颖之士，振之以圣贤之学。其始诸生相诋议，元善持之弥坚，行之弥决，既皆感悟。然元善，越之太守，有权力以率人，故其功易成” [13]，书院建设和教学因为有实权的地方官员直接参与，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书院已经不同于一般的“私学”。但也有许多学者把书院看成是“私学”，把“书院之制”看成是不依存于三代古法的新型教育设施。

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学者伊藤东涯（1670~1736）非常了解中国的书院，他强调：“人性之美禀乎天，而成之即在乎人。故古之圣王设为庠序学校，教之有方，率之有人。（中略）降及后世，朝有国子四门之设，官有祭酒司业之任，外而于州于县亦皆有学。其私置者有书院以师友相讲习，有社学以乡党相训诱”[14]，把私人设置的非制度化学校和朝廷设置的制度化学校明确区别开来，说明学校并不是必须要由君主和官府来设置，有志者可以自发地开设学校；在私置的学校中，书院的教育水准和学习内容要高于社学（义塾），而社学的地域性又强于书院。

宋以后，在中国学校的发展过程中，书院教育所起的改革作用越来越大。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从舶来的中国朝鲜儒者的书籍中看到了书院教育和官学教育的不同。三宅尚宅把书院教育的特征归结为两点。一是在官学衰退的时候，书院却是能够纠正学风之弊、传道授业的场所，他指出“盖教者，本人君躬行心得之余。而汉唐以后，君非其君，臣非其臣。学校虽广设，生员虽众多，其所学者诗章文辞而已，岂能足观国家之光哉。然宋主若孝宗，若仁宗，时宰为佗胄，为秦桧，而朱子于精舍书院，苦心力讲，百方万机，其尽精神，亦可谓至焉。其意盖谓，教化隆乎上，则天下可平治，道学明乎下，则千岁道可传”。二是书院教育的兴起并非朝廷的命令或者官府的政策，而是从下而起的有志者的个人行为，“朱子之书院，非宋主所兴”。因为书院教育的这两个特征是和书院设置的非制度化紧密相关，所以三宅尚斋进一步指出“学堂开于匹夫之手岂有害”[15]。

二、江户时代冠以书院之名称的教育设施

日本的学者把江户时代的教育设施分成寺子屋、私塾、乡校、藩学、幕府直辖的官学五大类。据我的调查研究，在日本江户时代，藩校中有成德、造士、德造、止善等四所曾经冠以书院之名称；乡校中有怀德、会辅、麴溪、竹原、鸠岭、林崎、鹤山、成章、育英、弘道、时习、崇德、博文、尚德、温古、勅典等近二十所被称之为书院；所谓的私塾及寺子屋中有藤树、顺正、弘浜、青溪、盈科、教学、樱溪、古义、望楠、学半、琢成、岳麓、心学、牧山、象山、明霞、谦待、丽泽、泊园、龙山、岁寒、虎溪、大潮、立山、静修、微响、大道、莲池、竹亭、髺山、观山庭、双桂、西庵、函海、柳溪、医学等四十所以上曾经冠以书院（精舍）之名称，或者被人称之为书院（精舍）[16]。本文主要以私塾、乡校为对象来考察中国书院对日本的影响。

（一）由塾向私立学校转化的“书院”

江户时代的私塾多设在家中，塾的实体是家里的建筑，其所有权当然应该由家族中的人来继承，一个私塾的延续主要靠父子相传来维持，塾主讲学场所也主要在家里，因此这些私塾在当时又被称为家塾。取自于中国三代学制中“党有庠，家有塾”典故的“家塾”的用语相当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私塾这样的教育设施的性质。因此在江户时代，除了被称为义塾、闾塾的教育设施，学者们几乎不把塾看成是学校。

但是，如前所述，江户时代的学者知道中国书院并不是某个学者的书斋或者私有的家塾，而是一个能够让“师友相讲习”的有固定校舍的恒久的学校。

庆安元年（1648）正月，四十一岁的中江藤树召开了“四方之诸友集会”，在同志的支持和协力下，于大沟藩小川村自家的宅地上兴建了新校舍。由于他已经有在家授徒教学十多年，组织讲会数年的经历，深知家塾之局限性，所以公开宣言要把自己的塾变成“讲会的书院”，他明确指出“吾私立之学校曰书院”[17]。中江藤树创立书院的构想很明显地受到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特别是王阳明、王龙溪的书院讲会的影响。其私立的学校之所以要冠以书院之名称，也包含了要改变自己家塾性质的创新意识。

中江藤树对于书院有如下的构想：第一，这个书院不是自己的家，而是有固定校舍，师友能“讲习讨论、切磋琢磨”，乡民也能受到教育的学校；第二，书院并非以师弟关系为中心的家塾，而是基于师友关系的讲会（又称会座）的“会所”，也是藤树学派发展的基地；第三，因为书院是由同志共同集资建成的，不是中江家的私有财产，所以最终要由同志共同管理和经营才能维持长久。第四，中江藤树有通过讲会和书院向全国宣传自己的心学和普及教育的计划。

中江藤树在书院建成的当年（1648）不幸病逝，临终前把书院的维持委托给门人弟子，因此该书院被称为藤树书院。这是日本第一个冠以书院名称的私立学校，其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

中江藤树病逝后，大沟藩藩主下令关闭书院，禁止在书院内的讲会，让聚集在书院里的“心学之友”、“豪杰同志”自行解散，这使藤树书院的讲会活动不得不中止，但书院仍由藤树同村的乡亲照管。三十多年后，在外地长大的中江藤树的儿子中江常省（1648~1709）回乡讲学，并于延宝辛酉（1681）制定了会约，恢复了书院的教学和讲会。这时书院讲会的活动有“或讨论心术，或论辩书义，或过失相质，或诵读经传，或学习进退之节，或试射，或挥戈”[18]。中江常省后来去京都等地教学做官，书院仍一直由当地人士看管保护。由于藤树书院位于偏僻的乡村，尽管有当地的学子利用书院举行读书会，偶尔有来参拜藤树书院的学者临时举办讲座，但因为一直无有名的学者长期在此教学，“讲会的书院”的功能逐渐衰退。在当地村民和各地热心藤树学的同志的维护和捐款下，书院的建筑保存了下来，变成了乡民活动的“会所”和各地人士参拜中江藤树遗迹的纪念地，类似中国的祠堂型书院。天保三年（1832），大盐中斋参观过藤树书院后，感叹地说：“其书院虽存，而今无讲先生之学者，其门人之苗裔业医者，乃监守之，如守兆”[19]。

中江藤树“以斯文兴起为己任”，他曾经说过：“道者有教授耳，我顾学校之设而令学之，（中略）冀邦畿千里，维民之所止，欲予设学馆于京师”。其门人渊冈山（1617~1686）继承藤树的遗志，于延宝二年（1674）在京都创建了京都学馆。京都学馆是中江藤树“讲会的书院”构想的产物。首先，渊冈山在藤树死后的二十多年中利用讲会在各地发展了数千名热心于藤树学的会友，形成了地方上的讲会组织，在各地同志的捐款和资助下，购买了某藩主在京都的旧宅，改造成有书院会所和藤树祠堂的校舍及自己住宅。每年正月十一日开学，“招诸生讲学，聚同志集会”，成为向全国开放的民间学校和藤树学派的大本营；其次，京都学馆的土地和屋宅所有权虽然不算是同志的共同财产，在名义上还是属于渊家所有，但是渊冈山认为“私建者曰书院，公建者曰讲堂”，学馆是私建的“学问所”（书院），其使命在于让教育活动和讲会绵绵流长，所以渊家不能自由地支配学馆事务和决定停办；其三，京都学馆的经济基础和藤树书院一样，主要依靠崇拜中江藤树，热心藤树学，由讲会组织起来的各地同志会友的援助，因此同志会友必然要参与共同管理维持。于是，渊冈山死后，其儿子渊半平（？~1736）自知学识才德无法胜任学馆重任，便和各地同志会友代表签定了一份协议[20]，在学馆“永远为学问所”的前提下，大家同意渊家保留学馆名义上的所有权继续居住在馆内，但学馆的一切教学活动和运营则“以众议评决之”，馆主也由众友推荐，各地的同志保证每年向学馆提供维持经费，形成了类似于中国书院民间共同管理维持的运营模式。这样，京都学馆一直延续了百年以上，直到天明八年（1788）被大火烧毁，各地同志又无力再提供重建经费后才停止了教学活动。

天保十年（1839），以医术而成巨富，五十三岁的儒医新宫凉庭（1787~1858）出金万两，选择京都南禅寺附近幽淑之处，买地盖屋数十间，环绕花木，创建了被称之为医学校的顺正书院。书院每月请师儒公开讲书三次，允许有志者无偿自由听讲。新宫凉庭也经常在挂有文宣王孔子画像的教室内讲解儒学，在挂有炎帝神农氏画像的教室内讲解汉医和西洋医术，并设立了生象、生理、病理、外科、内科、博物、化学、药性等八学科，进行系统的医学教育。新宫凉庭还花数万金购置了大量东西洋医书和儒学书籍等，在书院内设立文库；为了让家庭贫困的有志者也能学医完成学业，顺正书院的维持除了靠基金生利外，还在京都附近有多处学田。顺正书院的命名，当然和儒者想象中的中国书院有关。后藤彬于天保十二年（1841）称：“昔者唐李勃始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其后文公朱夫子及明李梦阳、胡屏仁辈相继讲道于此，名曰白鹿洞书院，至今不衰。抑本朝学校之设久矣，（中略）及江户府开，大开弘文馆，以育旗下之士。其他大小诸侯，学校之设日盛。而书院之讲习则未闻也。然则今之有此举也，实本朝书院之权舆欤。其宜传之于后，宜大之，使与鹿洞并行于东西也”[21]。

江户时代日本的一些私塾和私立学校之所以要冠以书院之名称，一些命名者的叙述指出“书院”用语能够比较确切地反映该教育设施区别于个人的书斋和私有的性质。弘化三年（1846），致仕退隐的原多度津藩家老林良斋（1807~1849）“欲筑塾於静地”，在诸友的“舍赀助功”下，建成了具有“义塾”性质的弘浜书院。林良斋“具笔砚，载琴书，往而居焉”。至于为什么叫“弘浜书院”，林良斋称：“书院之号，初拟以自明轩命之，盖以自明二字，学问之道，莫以尚焉也，已而又以为，虽是莫以尚焉，然业为仆轩号矣，则非所以名义塾，不若第因地名之为得宜也。乃命曰弘浜书院”[22]。

（二）由私塾变为幕府援助下创建的书院

享保八年（1723），江户（今东京）的儒者菅野兼山（1678~1747）向当时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机构幕府投书，借地建学堂导士民礼义，得到了幕府的同意。该“学问所”号曰会辅堂，人称会辅书院，由菅野家子孙相继经营管理一百五十多年，直到幕府倒台，明治维新前后才结束。

于此同时，大坂（今大阪）的儒者中井甃庵（1693~1757）在一些当地的商人的支持下，又受到藤树书院、京都学馆和民立乡校（社学）含翠馆的影响，多年来一直想把他们出资为老师三宅石庵（1665~1730）盖的精舍改造成学校，几次去江户活动，在阳明学者三轮执斋（1669~1744）的帮助下打通关系，终于在享保十一年（1726）得到幕府的赐银等援助，建立了怀德堂。书院初任学主为三宅石庵，中井甃庵为行政管理者，并成立了由五名捐助商人组成的类似于私学董事会的“支配人”组织，由他们来聘任学主和助教，禁止学主一职父子相传。怀德堂除教育青少年外，还举办讲会进行成人教育。由于当时舆论比较忌讳民间人士创立的教育设施使用“学校”的称呼，怀德堂最初只好对外公称“尼崎町学问所”，至中井甃庵的儿子中井竹山（1730~1804）担当怀德堂教务时，已称怀德书院了。中井竹山在给朝鲜学者的信中使用了“大日本大坂府怀德书院助教”的头衔，文稿用纸上也印有“怀德书院”字样。中井竹山还在宝历十四年（1764）制订了《怀德书院揭示》。中井竹山在为其父甃庵写的行状中称：“九年甲辰，大阪災，社友乃为先生营精舍于尼崎街。君亦竭力佐役。君每与社友语，冀兴庠序，以举缺典。（中略）君於是与就尼寄街，以建乡校。而万年先生由清白自修，夙尚嘉遁，官府之议，实在所不屑焉。君乃私与同志数人谋，躬抵江都。（中略）十一年丙午四月，君造府上状。六月，府召君，喻以大命，赐地蠲其户役，他皆如请。乃与社友缮精舍，增其旧区门庑斋舍。兴修始完，同门之人，争捐赀给之。并鸠余金，以拟赡田，是为怀德书院。（中略）始书院之设，君与同志约：学校，礼义所出，教授之任，当慎其选，广求德业充备以身率者，不容父子相私及自掌教事”[23]，详细地叙说了怀德堂由精舍发展到书院的经过。

宽政三年（1791），幕府高官松平定信“方重儒术，崇教化，以为昌平之学，特设於都中，则边郭之士，不能朝夕游息，以卒其学。且国学之制以官员在官廨，教者学者，皆自有所拘，不如私相授受之易就也，於是始命处士教授都下者，假赐官地，自建学宇，比之乡校，欲以渐次遍于国中也”[24]。儒者服部栗斋（1736~1800）自告奋勇，接受了借地，营造了“麴町学问所”。服部栗斋此时已经继承了师友村士信水（1729~1776）的私塾“信古堂”开业授徒多年，考虑到“学问所”“系官所为也，当用新名”，改曰麴溪书院。

会辅、怀德两书院是创立者自主请愿后才得到幕府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因此书院的一切事务还可由自己自由地处理，基本上不受幕府支配。但麴溪书院则不同，创建时响应了幕府号召，经济上完全依赖幕府，因此在行政上也必须服从幕府林大学头的支配。栗斋“将归老于乡里，事闻于官，官命不许，更赐平河坊市厂百六十余步，征其宅税，以充学粮。於是乎始比之乡学”。栗斋后又以病辞职，提出自己从门人弟子中选拔后继者维持书院教学，“亦不许，仍命使子孙继业，世勿坠其职”[25] 宽政十二年（1800），栗斋病逝，“子尚幼，未能承父业。官命池内义方为助讲”，池内义方辞职后，幕府又命樱田虎门（1774~1839）为助讲。樱田虎门又辞职回家乡开了教学书院。栗斋的子年长后因获罪无法胜任书院教学，在服部家没有合适继承人的情况下，幕府收回了借地，麴溪书院也就此关闭。

（三）民众共立的乡校书院

日本乡校中有幕府和藩直接开设的乡校，有民间创建官府援助的乡校，有从私塾转化过来的乡校，有民众共立的乡校。因为乡校和书院在“私置”这一点上极其相似，所以一些民众共同建立的乡校从创建之时就冠以书院之名。

宽政五年（1793），今广岛县竹原地区的民众在儒者赖春风的倡议下，利用学者盐谷道硕的旧宅，共同创立了竹原书院，聘赖春风为讲师，教育乡中子弟，定期开设讲会。古贺精里（1750~1817）称：“书院乃宿儒盐谷生故宅，今因为讲肄之所，而请千龄为之师。余尝读朝鲜李滉文集，有论学政，谓今学校为进取之地，是以务实学者，或耻入也，不如兼设书院以待之。我学校之设未遍郡国，选举制度未及庠序，与滉所论，事体廻异，则学校书院，固无得失之可言，但郡国建学，有司常视为文具，或有名初立，而实既亡者。至夫乡校书院之类，则耆老里胥协议率财，得乡俊隐士，为之依归，驱而之善，其教易从，比之国学，较多益也”[26]。

文化十年（1813），伊势山田恒心社的社友们建立了作为诗社例会活动场所的小亭后，皆川淇园的门人河田敬轩和山口凹巷相谋，在亭侧买地构屋，“予意谓，明年馆之，又明年堂之，数年，书院规制全矣”，“渐作一乡校”[27]。

文化十一年（1814），京都附近的石清水八幡宫神社的社士森元四藏等八人认为八幡宫管辖之地“户口之饶，吏民之众，此诚不可无学之地也”，谋立“乡校”，向有关当局提出建校申请，申请获准后，大家“节缩衣食捐赀，新建书院文库於宫侧”。文政二年（1819）五月十三日竣工后，请皆川淇园的门人松本慎作序立碑。松本慎曰：“我邦上古以神道设教，故自伊势两宫而天神地祗之廟，无国无之，往往闻有文库，而未尝闻建书院。乃神廟之有书院，此其始矣。嗟神官之有功於斯文，可谓盛也己。若嗣兹诸国神廟，亦建书院，则吾儒教之大行，可翘足而待矣”[28]。

三、中国书院模式对日本江户时代教育变革的影响

中国三代的学制曾经是江户时代日本儒者理想中的学校教育模式，他们主要是通过中国和朝鲜舶来的书籍中获得中国教育的知识，因此对中国教育的认识也包含了模糊想象夸大的部分，西山拙斋（1735~1798）曾认为中国自士子武并俗吏至农工商，连婢仆娼优都能“识字读书”，会诗书文章，大家以孝悌仁义为美德，崇尧舜孔孟，“即彼土男女除黄缁外，皆知圣人之教”[29]，而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识字读书率根本没有这样高。

但是类似于三代学制的学校制度建立的前提，是要有明君英主来实行。在统治者没有广设学校时，中国书院模式比起三代学制更能够吸引私置学校的创建者的注意，影响到学者们的学校观念。

（一）“学堂开于匹夫之手岂有害”

江户时代，对私塾的开设并没有多大的限制，但是学校一词却只是指由幕府和藩当局直接开设管理的教育设施。一旦有人想私置学校，常常会被指责成“僭上”、沽名钓誉，受到舆论的讽刺和嘲笑。因此必须要找到理论根据，才能使私置学校合法化，使学校设置多样化。赖三树（1825~1859）称：“上有学校，则下必有书院”[30]，所以在江户时代日本私塾向学校转化的过程中，在一些“义塾”、“义学”乃至乡校创建者和支持者们的构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书院模式的影子。

享保十七年（1732），七十一岁的三宅尚斋力图恢复三代的大学小学之法，以朱熹再兴白鹿洞书院为根据，重新认识菅野兼山、中井甃庵“创书院以教人”的意义，在同志和门人的捐助下，于京都创建了作为义学的培根·达枝堂。他明确表明两堂不是“广读书之室”，“但以寒土之力，为义学之势”。至于为什么“不曰斋曰庵而曰堂，名以培根达枝”，三宅尚斋解释说：“其堂之庵与斋，皆书院之类也。古人已多，何惮之有。培根达枝之号，意本於大小之者，而不曰小学大学者惮上也。学之为学，不外於此二者，则亦何必伤於此名”。当有人表示出“设院教人者，天子诸侯之事也。事关国典，非匹夫之所得为也”的疑问来时，三宅尚宅回答：“且学之行於上者，盛世之事也。当衰世，则下者亦可以义起。向江府难波之学，请赐地於官，余初疑其不可，而徐思之，则朱子敕额之请亦其类也。佛之寺院，不许新建者，国典也。至於造立讲舍则无禁焉。（中略）何以曰治教者上之所为，而为下者得惮教人乎”[31]。以“朱子之书院，非宋主所兴”为例，说明“学堂开于匹夫之手岂有害”，从而论证了建立“义学”的合法性，赋予民间私置学校行为“义”的合理性，以及学校设置多样化的可能性。

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因为幕府两百多年来一直对在京都设立制度化的学校之事持暧昧态度，新宫凉庭创建的顺正书院就被看成是复古尊皇的壮举。木山絅指出：“迄政归武府，朝廷制度，多格不举，学校之设，亦从而废。（中略）然诚能於此教四方来学者，以达其材，成其德，则亦足以补王政之所不及矣。然则先生此举，谓能复千载之废典，不亦可乎。京师人文之余，儒之以道学自任者，古今何限，然未闻有一人能大兴书院，以助朝家之教化，如先生此举也者也”[32]。

还有学者指出乡校书院的“耆老里胥协议率财”注重地域居民要求进行教育的方式，比起一些名存实亡的官学来讲有许多优点，曾经在1863年创建过樱溪书院的楠本硕水后来说“降至后世，学失其道，驰虚文遗实行，惟科名利禄之贪，骎骎乎不知所返，而人材坏也，道德废也。此白鹿洞之所由起而宋明以来书院以不可已也。且夫书院之教既无制规之妨其业，又无考试之害其心，优柔厌餚可以入深造自得之域矣。是以士之抱坟策欲退居宽闲之地，歌咏先王之道，以蓄其德，以致其用者，咸莫不乐就於书院焉。由是观之，非惟士之成德业必於此，国家之得贤才亦优於彼也”[33]。

（二）“变塾为学，转私为公”

在江户时代，绝大部分学者都无须申请就可以在家自由开业授徒，但是这些私塾常常会由于塾主的死去而荒废，不象学校那样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空间，更缺乏象中国书院那样经久不衰的长期性。大多数私塾就其经营方式来是个人私建，个人私营，个人私有，缺乏稳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不聘任外人来担当塾主，其延续要靠子承父业来维系，若无子，按照日本的风俗习惯，尽可能让养子或者入门女婿来继承。

而这种父子相传的固习使日本很多私塾如皆川淇园（1734~1807）指出的那样“近时学者起讲舍颇多，然其人已没，子孙不振，往往颓废卒成乌有矣”[34]。私塾的父子相传的固习，不仅妨碍学术的发展，即使从儒学的伦理观来看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师，父道也。受业者，子道也。师之子犹兄弟也。因敬父而敬子，乱伦理之大者。师之子或孙，待父祖之弟子，如待己之弟子，不知伦理者，不足居父道”[35]，更何况养子改姓也不符合中国儒学的道德观。

因此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力图以中国书院为例，改造私塾的性质，此即“变塾为学”的改革动向。中江藤树、渊冈山、三宅尚斋、新宫凉庭等都是在开塾授徒多年后，深感家塾的局限性，才把讲习的场所从家移到新建的书院和义学中去的，并且为了“耆德相继，施之永远”，设想从门人弟子中挑选后继者或者“让渡于学文优秀者”，使学校能够象中国书院那样延续下去。后藤彬称顺正书院“盖在讲习道义，其义美矣，顾在后之守之者何如而已。夫桑田碧海，古今沿革不一，则安知书院之不变为佛阁僧庵，为园囿污池，为犬亩町畦，荆棘莽蓁，使其美意湮没于无闻哉”[36]。

在“变塾为学”的过程中，中国书院的“讲习讨论”的讲会形式也受到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的重视。伊藤东涯把“师友相讲习”作为中国书院教学的明显特点，伊藤东涯的私淑弟子仁井田南阳（1770~1848）指出：“古者国各有学，其详可得而考也。后世虽存，亦非古法。于是书院之制，遍于天下。或以为师弟授受之地，或以为朋友讲习之所，星罗鳞次，千百为群。如四大书院，最其著者也”，他创立了修讲社等讲会，“以求进益，虽未敢效古人书院之制，而切磋之功，岂不可冀焉哉”[37]。而讲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组织发起同志朋友共同捐赀创立校舍，提供经济援助。

对民间私置学校的延续来讲，经济基础也是个重大问题。怀德书院靠的是由讲会连带的大坂商人提供的基金，并有过设立学田的计划。村田季武（1730~1790）开盈科书院教育乡民子弟时，和村人一起开发新田作为书院的维持费。宽政年间备后府中村的浦上溪南、大户直纯建书院时，亦购书置田。顺正书院则如白鹿洞书院那样设立了学田制度，即使是新宫家的人也不能随便动用。

但是对许多的私置学校来讲，创建时购地建屋就感到经费拮据。培根·达枝堂开学时“非有别栋异屋而仿效於古人大小学者也。同室异架，仅寓两名而已”，三宅尚斋感叹说：“但以寒土之力，为义学之势，固不及萧寺之一溷厕，岂不可怜哉”。第二年才在朋友门人资助下，新建了学舍。学舍内有两个讲堂，祭祀朱熹和山崎闇斋等先生的祠堂，射圃，先生和舍长的住所，住宿生的“子舍”，食堂，会客室等建筑。

此外要维持一个有规模的学校，不要求生徒“执贽入门”，让贫穷的学生也能无后顾之忧完成学业，“其修缉之费，永保之备，非匹夫纤织力所能支也”。所以请求朝廷奖励和官府援助也是保证私置学校延续的一个途径。三宅尚宅最初反对会辅、怀德两书院“请赐地於官”，他说：“近年学者请求讲会地於官，亦何心耶。朱子不言平，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余。官一向不管此事，而在下之人为此设，亦事体已违了，无成功必矣。况入学之徒，缺撰举一事，则学者何故劝而勉哉。今日上无好学之人，下无知道人。上不知学之邪正，则建学尊儒，亦无益於此道。不知於兹，而胁肩奔走，其人亦可知也耳”[38]。但参照了中国书院的模式后，他也希望：“他日学於此者，连续达材，必有用之器，则或将公诸天下，而有敕额赐书之荣，亦未可知也”。后藤彬则要求顺正书院创建者新宫凉庭的子孙“其宜守焉而无失焉，子孙不能守焉，则请之於官，破则葺而新之，坏则修而完之。百岁之后，使翁为本朝之李勃，则岂不翁之荣乎。曰，翁之荣，一人之私也，书院之存，国家之公也，则使书院存于无穷，不为缺典乎本朝，则岂亦不国家之荣乎”。

在江户时代日本私塾的学校化过程中，“转私为公”是紧随着“变塾为学”发生的[39]。除了官府随着援助的加大开始把民间私置书院学校收公统一管理外，一些学者如菅茶山（1748~1827）也主动将自己家塾上缴给官方管理。菅茶山称他把家塾变为闾塾，也受到藤树书院、怀德书院的影响。甚至有人在看到私置学校的荒废后，指出“然而私营不能传无穷之业”，认为私置的书院和义学不可能有前途，因为下面的民众和学者办学的热情再高也无法解决让学校永远延续的经济问题，无法使贫困的人都能读书成业，围绕教育的普及和学校建设各种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必须依靠国家行政机关的介入和具体政策，仅仅就教育的普及来讲，书院不过是“庠序之余教”也。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江户时代冠以书院的教育设施在当时所有的教育设施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但从藤树书院、怀德书院到培根·达枝堂、顺正书院等私置学校的诞生，中国书院对江户时代日本教育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这种影响随着日本学者对其国内教育实际的认识而变化，尤其在“变塾为学，转私为公”的私塾学校化过程中，中国书院模式给私置学校提供了合法化、合理化的理论依据，给江户时代日本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当然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在学习中国书院和中国教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在其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思考中，也发现了他们认为的中国书院和中国教育的不足之处。三宅尚斋创建的培根·达枝堂按尊卑、长幼、才德划分生徒，“使巫医农工及浮躁生徒，就培根之中，以学修身之大法。使大夫士以上，及巫医变为士者，及小学涵养有素者，就达枝之中，以穷义理之精微”[40]，实行了分科教育和等级制，其源虽出于三代大小学之分，三宅尚斋说，“白鹿洞书院亦无大小学分而教之之事”[41]，批评中国书院忽略了小学之教。

（本文根据2000年10月在日本教育史学会44次大会口头发表改编。引用资料系日语时加注译成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