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八老岛的冲突二、虚惊一场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四、叛逃者和特务
五、奔丧
六、面对死亡（上）
七、面对死亡（下）
八、我要读书
九、我们队里的知青
刘 琪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二、虚惊一场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四、叛逃者和特务
五、奔丧
六、面对死亡（上）
七、面对死亡（下）
八、我要读书
九、我们队里的知青
1970 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候连对岸军人说话也能听见。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龙江省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众位正在洋插队的朋友们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
（ 1996 年《老知青们的故事》首先在日本筑波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办的《筑波园》上连载，其后又被亦凡书库转载，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从 google 和百度上检索，可以发现海内外许多网站的纪实文学和文革小说栏目中都收入了故事的前七章的内容。 2004年4 月增补了第八和第九章。刘琪注）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 的歌曲据说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
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中国汽车顺利地从岛外侧的主航道上通过。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1996年写的这段故事全凭记忆中青少年时期听来的传说，2002年12月在网上看到徐焰在“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谈到“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2003年内部出版的《呼玛县知青风云录》中也有参与1967和1968年用棍棒将苏军赶出吴八老岛的呼玛知青的回忆。2003年在网络上看到一篇萨苏写的“中国摔跤选手在珍宝岛的战斗”，据说是这场战斗亲身经历者的叙说，和我故事的情节大体相同。）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
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
一辆苏军最新颖的T-72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但从5月12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警告。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负重伤了，其他队员不畏牺牲把他拖到了隐蔽地带。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虽然已经打倒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仍不罢休，轻·重机枪依然封锁着上岛的各条路口，我方抢救伤员的知青组成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冲上了岛，但发现伤员已经牺牲。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士任久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
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同意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
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猪狗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直接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
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分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除了航标船和拉木头的驳船外，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2002年去布拉戈申维克旅游时，惊讶地发现他们1970年代就开始建造的大剧院至今还是一栋烂尾楼。)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调查说她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特工和军事人员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地营子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半夜巡逻也躲进地营子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
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地营子；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有人还在北京颐和园碰见过他。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黑龙江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成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类似现在的手机短信接发功能），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
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公安局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
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摸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艳拍了个电报。袁艳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抽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让贺到哈尔滨时可以联系见面。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艳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艳，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
(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艳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艳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艳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新造的省电视台门口，向警卫战士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局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艳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分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分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还脱帽向我们道歉。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于是贺南南知趣地搬到了父亲另一个战友家，和刚解放不久的副部长夫妇挤在一个屋子里。
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大拇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光辉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
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
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
晚上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分，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着一帮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开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迎考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群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我要读书”这句话，最早是在小学时从“半夜鸡叫”作者放猪娃高玉宝自传里看到的，形容解放前穷人读书难的情况。想不到在文革和下乡时，“我要读书”也成了我的梦想。直到1977年底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恢复高考，我才在1978年圆了大学梦。
（一）1960——1966 小学时代六年的学习生活
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看书，同时接触社会实际。五年级时，有一次自由命题的作文测验，我根据平时看报和偷看父亲订的《参考消息》上的内容，写了一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政论，深得班主任周老师的赞赏，扣掉我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和卷面不整洁的分，给我打了建校以来的最高分----94分。随后我为了写“平凡的人——记你熟悉的人”作文，整整一星期，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一个收集弄堂马桶粪便的清洁工人一起干活，听她讲自己的故事，交出的作文又得了92分。周老师还把我的两篇作文推荐到学校橱窗里展览了2个星期。老师的鼓励，使我决心以后要考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或者五十一中学，然后上大学。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校外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的社论，要求建立一枝由专职辅导员、义务和半义务辅导员组成的辅导队伍，社会、学校、家庭要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校外教育网。上海的校外教育活动基地有区县的少年宫内的兴趣小组、科技馆、面向青少年的图书馆。少年宫每周还有不少公开的科学和时事讲座，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65年底，在海军成功地进行了八六海战和崇武海战后，东海舰队的一位上校军官对我们这些聚集在少年宫的少先队员开了一场世界海战史的讲座，从二战时德国俾斯麦战舰一举击沉英国胡德号重巡洋舰，日本和美国的中途岛大海战，讲到解放军海军和国民党海军的几次交战，深入浅出，使我从此心仪军事天地。当时的校外教育可以说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少年宫的棋琴书画、歌咏舞蹈的辅导班都对外免费考试招生。连徐汇网球场都对我们小学免费开放，让我和一批小学生每周都去那里，在一个曾经打到上海市网球比赛第三名的裴指导辅导下练习打网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搞到了一张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借书证。图书馆在延安西路乌鲁木齐路口一栋洋房里（现已经拆毁变成高楼），二楼面向小学生，三楼面向初中生。我每周几乎都要去二三次，是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放学后4点半走到那里，不是混到6点闭馆才依依不舍离开，就是借完书后和几个读者小朋友结伴去在附近一栋花园洋房（朋友家）里玩，交流读书心得，我的这几个读者朋友后来都有了大学以上的学历，学有所成。
我当时看书速度极快，六年级时一个星期天，母亲带着我去上海外国语学院上班，我从一个老师那里借到《水浒后传》，半天就看完还给他并要求再借一本。因为不相信我能在半天内看完一本几百页的半文言文小说，那老师就考考我，我准确无误地复述了故事大概和主要人物关系及绰号，令他目瞪口呆。我把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想看的书几乎都借过后，在图书馆辅导员余老师的关心下，当了义务服务员，于是可以到三楼初中部边干活边看书，直到小学毕业。
（二）1967——1970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
1966年我小学毕业时，文革已经闹腾开了。我们也无法进入中学，只能在小学里瞎混。我曾经去番禺路上的上海铜线厂要求和工人一起劳动，在那里感受了工人大老粗豪放的热情和不加掩饰的原始蠢动。记得我曾经问过工人师傅为什么他们要夸修正主义苏联的天鹅湖好看，工人班长一面流着口水一面诡笑地回答，那些苏联芭蕾舞女演员的白大腿真漂亮。我也参加过小学里的宣传小分队，去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免费喝盐汽水吃包子。最初我顺大溜关心国家大事，从大字报和传单里综合各种消息，说些让大人们也感到惊讶的话，甚至和邻居----一个在苏联留过学的高级工程师打赌，看国家主席刘少奇会不会被打倒，结果赢得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我也带着好奇的心理观察着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曾经跟着人潮看造反派围攻汉口路《解放日报》社，被挤得几乎丧命；曾经白天看到造反夺权的青年老师批斗据说有叛徒嫌疑的潘校长，晚上就看到她吞安眠药自杀后的尸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目睹了大批红卫兵抄砸位于长乐路的著名京剧表演家周信芳家。他们打死了周家咬人的看门狼狗，冲进周家的小洋房，把周家的物品从各个窗口扔了下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玩具从三楼被扔下，被人们踩得断手断脚。
那时虽然没有赶上免费乘火车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1967年1月，我和7个小学同学一起沿铁路走到杭州大串联，白天走30公里左右，晚上便找到路边军营的免费接待站，吃完饭，挑掉血泡烫完脚，便一头倒在草铺上呼呼大睡，六天后顺利到达杭州西湖。回上海后又和表哥一起到苏州大串联。直到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明确各地不再提供免费接待，要求大家尽快返回原地，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我们才结束了免费旅游。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指出：“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五、六年级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文化革命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实际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内容来取代了正常的学校教学。
在举国上下都在学习红宝书，许多书籍不是被当众焚为灰烬就是被大捆大绑地送入废品回收站的时候，我不仅不能在学校里学到有用的知识，而且因为图书馆的关闭，书籍也断了来源。幸好同弄堂的一位在学工的大朋友趁晚上值班时，不时从造纸厂即将化为纸浆的旧书麻袋堆中偷出了一些书送给我。虽然有些书如《金陵春梦》只有第二卷残缺不全，看过后还不太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些书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对小学才毕业的我如同天书。但看了一批中外小说后，我不知为什么突发奇想，想从马列原著中吸取一些营养，于是就和同学一起去上海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对过的上海旧书店去找。有个中年售货员见我们喜欢读书，不时从书库里拿出一些50年代初期翻译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以最低价卖给我们，还告诉我们哪些书是必须要读的书。毛泽东1970年代初期要大家学习的一些马列原著，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等早在三、四年前就在我的藏书中了。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级学校开始招收新生。我也在这一年按地段被分配进了上海淮中中学。1968年9月5日至1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会了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组织了31000多名产业工人，进驻10个区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100人，平均50人。9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将工宣队进驻中小学情况向中央报告，2天后，毛泽东马上批示“此件很有用，拟可转发各地参考”。当时我们班也进了一个吴姓工宣队队员，人不错，基本上不干预班主任的教学工作，指导我们劳动时，也身先士卒。
不到三年的中学生活的大多数时间化在学工、学农、学军上了。偶尔上过几周文化课，英语记得就学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话，数学课刚学了负数正数和二元一次方程，就因为上面要搞大批判而终止，让热心复课的班主任毕老师也无可奈何。好在文科可以自学，我通过看书看报出黑板报，学会了抄袭背诵美丽的文句。记得报名上山下乡写的一份决心书，充满慷慨激昂的豪情壮语，请一“牛鬼蛇神”用隶书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在其突然失踪一个星期前总是观者如流，让我好不得意。十年后，毕老师告诉我，这份大字报还保存在一个老师手里，他之所以当年要揭下这份决心书，首先是可以把它当字帖练字，其次才是欣赏我写的文章。此外，还学习了小提琴，杀鸡杀狗乱拉一气，后来在文艺宣传活动中也能滥竽充数伴奏一番。
（三）1970——1977在黑龙江农村七年的学习活动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上海对68届高中、初中和69届初中毕业生分配采取了“一片红”的政策，离开大城市，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我班的一位女红卫兵排长就在1969年10月和下放的父亲去了黑龙江插队。
1970年4月，刚满16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到生产队不久，我逐渐发现许多知青都和我一样带了许多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选集和单行本、各种革命回忆录和领袖传记外，有些是我过去听到过却没有看到的书，不少已经被批判的禁书和一些文革前供中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书籍在熟悉的朋友中半公开地传阅。
政治纪实类有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唐人的《金陵春梦》等。
外国文学类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陀思妥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谁之罪》，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叶普根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载有《羊脂球》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但丁的《神曲》，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海狼》，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德莱赛的《嘉丽妹妹》，伏尼契的《牛虻》等，还有《福尔摩斯侦探集》及瞿秋白编辑的《海上述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1972和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革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现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小城春秋》等。当然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和工农兵写作小组粗制滥造的《牛田洋》等。
历史哲学类的有《论语》和《孟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
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它好书的资本。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里因为有200多个上海知青，人多势众，我们干活绝不比当地老乡差，生产队还得靠我们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业增加收入，所以当地干部也就不管我们的思想动态了，更不会来干涉我们在收工以后看什么禁书了。
林彪事件发生后，由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教育整顿工作，国内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苏联的政治哲学图书和文艺小说，还印了一些古典小说和历史地理书籍。经知青领导同意，我在生产队领了200元钱，准备在队里办个图书馆。回上海探亲时，我拿着有黑龙江省公安局大印的边境居民通行证，自然以省公安人员的面目混进了福州路上的供县团级以上干部购买的内部书店，说忘了带介绍信，书店的一个姓洪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了一句我儿子也在黑龙江插队，同意让我陆续选了200多元的好书，如《阿登纳、戴高乐论中国》、《尼克松传》、《纳赛尔传》、《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摘译》等。此外还买了几套公开出版的数理化复习参考书。我和朋友把书背到了队里，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书柜中，加上大家捐献的一部分个人藏书，一个有数百册书的图书馆就建成了。不仅有利于知青的读书生活，连当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纷纷前来借书。
在上海探亲时，一些单位的图书馆也悄悄地对内开放了，那些世界古典名著开始在熟悉的人之间流传和交换阅读，有时一本书只能在一家停留一天。一天我得知解放前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现在的翻译本改称《基督山伯爵》）一套四册即将流通到表哥朋友家，于是连续四天晚上都乘1角5分的公共汽车去表哥家住，每天晚上11点住在他家隔壁的朋友就把一册盖有上海市教育局图书资料室藏书大印的《基督山恩仇记》送来让我看（表哥已经看过）、另一本世界名著给表哥看（因为他看的《基督山恩仇记》是从我表哥介绍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我到早上2、3点时就能看完一册《基督山恩仇记》，再接着看表哥看完的那本名著，早上7点半那朋友准时来取书还给某人，再从某人那里取书自己先看，晚上11点送给我们看。我则早上8点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家睡觉。短短四个晚上，我看了五本八册世界名著，可谓收获之大。
有年回生产队时，在塔河因下雨公路好几天无法通车，客栈里挤满了人，白天大家围在一起喝酒聊天，晚上我们都要去问从塔河开往县里的唯一一辆公共客车的年轻漂亮女售票员第二天能否开车，是否能买上票。由于白天那女孩听过我讲的故事，已经互相认识，所以她笑着对我说，你把《基督山》从头到底给我讲一遍，我保证你有票坐车还不要花钱。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给她连续讲了两晚上的《基督山恩仇记》、福尔摩斯侦探及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周围也聚了不少人，大家和她又给我递烟又给我倒茶，让我好不得意。等到天晴卖票开车时，我递上到呼玛县的6元票钱，她瞪了我一眼，把5元钱还给我，顺手给了我一张一元写着3号座的票，大声地说你到九十四林场就可以下车了，我马上心领神会。车开后，坐在我身边的她对我说：你咋不信我说的话哩，买啥子票，我们这疙瘩的人就会喝酒，你们上海知青懂得真多，我就爱听你讲故事，下次你坐客车一定来找我。
伴随读书兴趣的增长，我们队里知青学习的风气也越来越浓。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早就开始自发地在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外语等知识，加上进入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知青也是个读书迷，组织了不少读书活动，学习似乎成了我们知青除劳动外最重要的生活。
看书提高了我们的修养，陶冶了我们的性情。记得在好像是李锐编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说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了锻炼自己专心读书的能力，每天捧了本书到长沙城门菜市场去读，还有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既然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那么必须接受上天给你的磨难，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幸福生活，于是也自觉地开始磨练自己。到如今，我既能在任何嘈杂和复杂的环境下静心学习，也能够不懈地努力学习，不会沮丧也不会停止。
我们学习并不完全为了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回上海，那当然是所有知青的梦想。从1972年开始，每年我队都有2至3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回上海上大学和去地区中专学习，除了他们家庭出身能通过上面的政审，主要还是靠他们平时确实能吃苦、劳动出色、能够得到队里大多数知青和老乡的推荐。可每年只有两个名额，杯水车薪，何必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朋友的感情，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充实自己，从书中吸取精神食粮，使自己能够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有坚强的毅力和丰富的乐趣。那时我们大家白天干活都很卖力和辛苦，乃至一天有个劳动非常出色的女知青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下辈子我就想变成一头猪，这天下的人和动物只有猪能够每天吃吃喝喝，睡大觉不要干活”。但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有时也会黑灯瞎火地在炕上听一个人讲从父亲藏书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黄色故事”），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一些知青朋友还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级的政治问题。
县里的领导几次来我队视察工作，最喜欢听我们“传达”中央最新文件和高层动态（许多常常要到半个月后才会通过正式渠道一级一级传达到县团级）。看到大家自学讨论的情景，都要感叹几句，这察哈彦的知青那么爱读书爱学习，呆在这里白瞎了。
读书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理论水平。特别是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真相。如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喜欢和指定的接班人，列宁和斯大林有矛盾，在遗嘱里批评了斯大林，建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用了不少坏人，镇压和冤枉了不少好人。可是《联共布党史》里根本没有涉及这些事，反而事事为斯大林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是否也会有这种不真实的现象？读书促使我们深思而不盲从，同时也促使我们试图用书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1975年，我们知青引经据典，和县工作队进行了一周激烈的辩论和策略的协商，最后竟然废除了大寨式评工分，明确实施以责任制为基础的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制，还破天荒地民主选举了队委会。使生产队的工分值1工（10工分）从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这都得益于从读书得到的马列主义理论能吓唬住当地的干部，才能促使体制变革获得实效。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提出学校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指示下，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全国高等院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大学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进行文化考查，“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政审条件也有所放宽。我也有幸被推荐报名参加了文化考试，7月20日考数学、语文，21日考政治、理化，每场考试90分钟。从考场出来，除理化外，自我感觉还可以。
但我们不清楚，就在大家拿到准考证的7月19日那天，《辽宁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篇“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道。辽宁省有个与我们一样、也把上大学作为“自幼理想”的回乡知青张铁生，他在理化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的反感，认为“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垄断了”，“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交了白卷。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该事后，删去了信中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等恳求语，马上指示要公开发表，利用其作为反击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整顿的重磅炮弹。当我从电台广播里听到8月10日的《人民日报》转载的有关张铁生的报道后，就知道这个反潮流的白卷英雄的出人头地会剥夺包括我在内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上学读书的希望。以后我们队许多人在推荐上大学时并不报名，既然给推荐到县里也会被刷下来，何必要浪费这宝贵名额，还不如让更有希望的人去争取一下。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学习，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似乎支撑了我们要读书的梦想。
我那时因为年龄小，下乡没多久就被队长照顾去养猪，一干就是六年。期间由于不怕苦不怕累，曾经把猪养得比老乡家的猪还白白胖胖，一度被生产队送到黑龙江双城学习骟猪及兽医技术、送到公社学习做发酵饲料。夏天早上和下午放猪时，都带上红灯牌九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书籍，为防备对岸苏联边防军的越境绑架，有时还背上一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护身。我让我养的狗看着猪不让它们祸害庄稼，自己铺块塑料布垫张狍皮，坐在地头和泡子（东北人对村子中的小河小湖的俗称）边看书听广播学英语，优哉乐哉。有时也会象高玉宝那样，在空旷的庄稼地和山林江边，大喊几声，我要读书，我要上学。1975年，我回上海的时候，自费到上海农业科学院进修一月，跟着一个姓樊的右派老兽医学习，除了动物生理学等兽医知识外，他还教我学了些化学和物理知识。樊医生虽然身处逆境，仍诲人不倦，可惜我后来考上大学后，因他平反后搬家失去了联系。
（四）1977年10月——1978年9月为考试而学习的一年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末，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废除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恢复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高考。教育部文件规定，“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可惜因为刚回上海，我来不及复习，所以没有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那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考试，最初只录取了3.7%，21.1万人，后又扩招6.2万人。
我队有两名知青在当地考上了大学，还有4名已经转到其它地方插队工作的知青也考取了大学。但当时阶级斗争的遗毒还没有清除，各种限制也多，一些成绩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被告知不能进重点大学，要他们去地方中专。我县一个出身资本家的老知青考分名列地区前茅，他年龄已快三十，又和一上海女知青结婚生子，在当地盖了房子养了鸡和猪。接县招生办电话告知自己的考分后，觉得回上海已成定局，杀掉肥猪请客喝酒，把老婆孩子送回上海，把房子折价预卖给了老乡，把鸡和其它家具生活用品都送给了还留在队里的知青，家里就剩下炕头上的一套被褥和他的藏书。但是两周后，县招生办却告诉他由于政审不合格哪个大学都不敢录取他，地区领导同情他的遭遇，破例同意录取他进地区师专，现来征求他个人意见。去地区师专意味着要和老婆孩子长久分离，留在队里以后再考意味着从头再来，总不能把送给别人的东西全部讨回来，更何况拒绝去地区中专，按照当时规定，考生不服从国家调配，三年内没有高考资格。这位老知青经过痛苦的抉择，决定放弃地区领导的照顾和读中专的机会，办了病退手续回上海。
我在上海复习了半年多。尽管我喜欢理科，但对我这个1966年的小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物理化学的功底，只好选择文科复习。请我中学的班主任帮我复习地理，母亲又找了过去的同事辅导我数学和语文。那时，我最得意的是数学，再难的题化点时间几乎都能解出，实在做不出，就打电话到朋友家，共同探讨。
1978年6月，和其它五位知青坐船回黑龙江准备参加高考。途中，同舱的好友留下一纸遗书在半夜投海自杀。好友的自杀给我极大的震动，乃至十多年后我在撰写《老知青的故事》过程中回想起自杀了的阿安时依然泪流满面。但当时我心理却意外地坚强起来，可以说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读书。我确信无论遇到何等痛苦困难严峻的现实，只有鼓起生的勇气，才会有出路。牛虻、保尔，那些书中的不屈不挠的英雄在这关键的时候激励着我去奋斗。
1978年高考为全国命题。6月18日，黑龙江先有一场初试，考语文、政治和历史，我的成绩是65、72、78分，但总分并非出类拔萃。得知正式考试时可以加试外语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我不听大家的规劝，自认为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强项，不需要反复复习，地理、历史和政治也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考前再背一次就可以了，决心突击复习英语，加大录取的可能性。借着过去在地里放猪时学的英语底子，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十六个小时，把一本7角钱的上海英语高考复习参考书和一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中级英语教材中的句型和单词背了两遍后，才重新开始复习其它科目。
在填写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专业志愿时，我选择的大学专业几乎都是教育学，第一志愿是上海师范大学（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我选教育学专业完全是“投机取巧”和有自知之明，并非是我热爱教育事业。首先是考虑到因为大家不了解教育学专业、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少，我容易被录取。其次是考虑到老三届们的雄厚实力，如果选中文、历史专业，一进大学，我赤脚狂奔也赶不上他们，而教育专业对大家都是陌生的学科，我笨鸟先飞，努力一下，至少并驾齐驱没有问题。
1978年7月20日早上8点，我和许多知青在呼玛县一中第2考场参加了考试。当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出来后感觉及格没有问题。谁知第二天21日早上考数学时出了岔，感觉上非常容易的题却怎么也背不出公式，出来后自知已经不及格了，和其他考生对了一下题，估计只能拿30多分，这才体会到基础太差和固执己见复习英语的失策。硬着头皮不去想走麦城的失利，鼓足精神考好了下午的地理。第三天22日早上考好了语文，下午考的是英语，因为只计参考分，卷子发下来后，考场上走掉了一大半，半个小时后，就剩我一个考生和两名监考。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老师破例同意我抽烟，还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虽然到了大学后才搞清楚英语动词四种形态的含义，幸好考试时对句型还熟悉，选择题瞎猫逮耗子，ABCD随机勾一个算一个，造句时知道句型但单词记不起来也来个土洋结合，如中译英“我们县今年建了拖拉机站”，我就写“Our county set up a TUOLAJI station this year”。三分的题我句型对了，你至少给我两分吧，把卷子涂得乱七八糟，接连换了几张考卷。结束前半小时，监考老师又给了份空白卷，让我把选择题和中译英重新誊写了一遍。由于我不是考英语专业，所以不需要参加英语口试初试。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念我多年来养猪辛苦没挣多少工分，破例让我去抬坯子和砖，装窑卸窑。当时在我们知青的策划下，已经实现了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早上起早干三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后再干三个小时，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币。虽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却相当可观；特别是白天可以休息看书，非常自由。
8月24日早上8点多，大雾刚刚消去，我正在砖窑休息，忽然看见老乡刘会计朝我们奔来，不停地喊着刘琪刘琪，我们队就你考取大学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数学几乎是全军覆没，哪能会是我第一个拿到通知呢？刘会计跑到我面前，大声地告诉我，你怎么还在干活，刚才公社接到县里电话，让你马上乘船到县招生办领通知参加英语口试，全县就你一个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学了，快回去换衣服，小船马上就下来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考试还没有结束，但我上大学读书已经见到曙光了。这时已经能够听到下行去县里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里远的黑龙江上鸣笛，估计还有15分钟就能到达察哈彦码头。我一面让一起干活的伙伴去码头截船，让船等我；一面飞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较干净的旧军装、内衣内裤和一双凉鞋，找出英语课本和字典以及出门必备的边境居民通行证，搜出所有的人民币11元5角8分，心想在县里考试这点钱也够了。2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绿色军用书包里，我就向码头奔去。路过一个知青宿舍门口，看见他们正在晒衣物时，忽然想起没有带干净的袜子，不能光脚参加口试，于是打了个招呼，顺手牵羊，把他们晾在绳子上的一双袜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去了。
小客轮大概在码头上等得不耐烦了，不时拉着汽笛好象在催我快跑。我带着满脸的砖窑红尘土，穿着破烂的劳动服刚踏上甲板，船员就拉上跳板开船了。岸上的知青伙伴大声喊着，快去洗洗，别那么埋汰让考官笑话，祝你成功。
上船后，我向船员借了个带长绳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边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后舷的厕所从头浇到脚，抹上肥皂使劲檫洗了两三遍，浇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换上干净的衣裤。我把脏衣裤和破球鞋卷成一捆扔进黑龙江，心想再不会需要这破衣服破鞋子破袜子了。看着它慢慢地沉下，周围还有几圈漂浮着红砖尘土的涟漪。虽然没有象范进中举那样疯疯癫癫，但依然兴奋不已。早被冰凉的江水冲洗清醒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我要读书了，我要进大学读书了。
下午一点多，小客轮到达呼玛县城，下船后我马上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找招生办，他们还没有上班。看门的人说，招办林主任（光杆司令）下午来不来没个准，把我等得心急火燎。两点三刻时，一个满身酒气的东北大汉慢悠悠地用钥匙打开了招生办的门。我赶紧冲进去，先递上一枝上海的凤凰烟，然后表明我的身份。林主任抽了一口烟，慢吞吞地说，赶上小客轮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原来林主任昨天傍晚把让我参加英语口试的通知交给往上走的大客轮，以为晚上12点多就可以送到我们队通知我了，我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轮下来就赶趟。今天上午8点多，林主任上班时，看见浓雾还没有消失干净，心里打了个咯楞，大客轮会不会因雾大水浅在黑龙江里抛锚？他赶紧给我们公社革委会王主任打了个电话询问大船是否到了察哈彦，王主任告诉林主任大客轮连公社都还没有到，林主任便马上让公社打电话给我们生产队，通知我赶紧坐船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这二十分钟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亏得林主任工作负责，早上及时给公社打电话询问，公社又及时用手摇电话通知生产队，又亏得刘会计今天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到大队部算帐，一进门就接到了这个电话马上奔到砖窑通知我，才让我赶上了船准时来到县里。一旦晚了这二十分钟，我搭不上小客轮，就要走70里山路才能到公社，到了公社如果没有车，还要走50里才能到三间房大队边上公路，就算每小时平均能走8里地，120里就要化15小时，至少要走到半夜，而半夜里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我最初对林主任酒气熏天那么晚上班还有几分不满，现在则是真心实意地双手抱拳连声向林主任表示感谢。但接下来林主任告诉我的消息却让我感到危机四伏，前途不明。和去年外语口语初试和复试都由县外办翻译在县里主考不同，今年由于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成绩都很差，所以不管报考什么专业、凡外语成绩在30分以上的考生都要参加口语复试，大兴安岭地区外语口试复试统一于8月28日在位于地区中心点的林海县进行。我英语仅考了50分，居然还是全县第一，全地区第二！？。
但我十分担忧，一是我缺乏语言天才，不象有些朋友连江青、华国锋等说话的口气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虽然自学了英语，把一本北京外语大学一年级的课本都看完了，但我的发音只要被教大学英语口语的母亲听到，都要被痛骂一通不停地纠正，乃至弄得脑子发涨非常害怕开口读英语；一旦参加口试，肯定不及格。二是口试成绩不及格说不定会影响我被大学录取，得不偿失吃大亏。三是县里没有什么熟人，客车票可能还不太好买。四是路那么远，先要买6元的票乘整整10小时跑600公里的公共客车到塔河，再要化6元乘4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林海，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这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从县大院走出来时，看见一辆拉木头的林场解放牌卡车驶过，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原先在我队供销社工作的大刘现在不是在县林业局当会计吗？虽然和他并不熟，但好歹都算是在察哈彦混过。他是本地人，脑子挺灵活，路子也粗，找他帮忙搭个便车到塔河省下6元，再找塔河的朋友借10元钱帮忙回来搭便车，就能参加考试回到队里了。
大刘听说我要去参加考试，马上表示祝贺，打电话四处找人问明天是否有卡车去塔河。但因为县南森林火灾，全县所有的卡车都被调去打火了，所以明天不可能搭到便车。于是大刘又给县客运站打了电话，托人订了后天的票，他告诉我，我来回塔河的票钱他来付，我回来时把票给他就行，他以后出差再搭便车这12元钱就能报销了，并嘱咐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再让他老婆拿点钱给我。
26日，我带着大刘借给我的20元和他老婆给我准备的干粮坐上去塔河的客车。车开后，坐在最后一排的我拿出英语课本复习起来，大概不知不觉地读出了声音，前面几排人不时回头看着我摇头晃脑的样子发笑。有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或许是实在无法忍受我发出的噪音，走到我面前问我：“你大概就是到林海去参加英语口试的察哈彦青年刘琪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那人笑着对我说：“我也是去林海参加外语口试的。”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林主任告诉我全县就我一个人有资格参加外语复试。但那人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我喜出望外，“我是县一中的俄语教师，姓叶，地区让我做这次俄语口试的副主考”。
叶老师和人换了座位，坐在我边上和我聊了好几个小时，耐心地听我自吹自擂和倾吐苦衷。我平时是如何如何抓紧时间在地里放猪时学习英语，如何迫切想去大学读书，以及我对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英语发音在考场上负效应的担心。叶老师劝我不要着急，他乘今天傍晚的火车提前到林海，会向英语主考介绍我情况，让我明天下午到达考场后马上和他联系。
我没有和叶老师同行去林海，却借宿在塔河火车站附近朋友的宿舍里，一来可以节约在林海住宿多住一晚的5元钱，二来还可以和朋友聊天。晚上，塔河的朋友先带我去他的办公室，让我和上海的妈妈通了电话。妈妈听说我要去参加英语口试，也十分惊讶和担心，她只能告诉我考试时不要紧张，给老师一个胸有成竹的好印象，尽量不要说中文等等。塔河的朋友为了祝我考试顺利，打开了一瓶珍藏的茅台酒，第一回闻到的茅台酒的香味令我终身难忘。
27日下午5点多，我到达林海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按服务员的指点，找到了正在食堂吃饭的叶老师。叶老师把我拉到主考老师一桌，要我和他们一起喝酒吃饭，并把我介绍给对过一位近60岁脸色憔悴花白头发的顾老师，他就是明天的英语主考。
在闲聊中，我知道顾老师是1940年代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毕业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黑龙江一个县城中学教书，后来摘帽。这次因为全省参加英语口试复试考生很多，而大兴安岭地区俄语老师虽多但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奇缺，所以便被省招办派到我地区来当英语主考。我倾吐了十年文革和八年下乡让我读不成书的苦衷后，希望他能体会到一个几乎不听广播、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学的英语考生发音的困难。我见顾老师和我有同感，也在抱怨二十年来人生的不顺，便告诉了他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由于我也有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亲戚，所以我对右派的问题十分关注。据我从一些北京高干子弟中得来的非常可靠的内部消息，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央可能会对1957年反右运动重新评价，给右派平反，至少恢复原工资和级别。顾老师听了这个有板有眼的小道新闻，给我和叶老师杯里斟满了白酒，然后站起来说：“为了我们大家和国家的幸福，干杯！”。
比我先到的考生见顾老师和我这么熟悉，等我回房间后，马上都聚了过来，问我和顾老师是什么关系。他们不相信我只是一个小时前才认识顾老师的，追问我有什么办法能让顾老师那么兴奋说那么多话？顾老师是否向我透露过考题的内容？因为他们这两天向顾老师打听考题都没有结果。于是他们又拖着我去一起去顾老师的房间聊天。
说句实话，我在和顾老师的个别交谈中丝毫没有去探听过明天的考试内容，不是我不想问，而是怕我的提问给顾老师带来尴尬，打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种无年龄身份差别的感情上的和谐。更何况他也不可能知道考题，就是知道了也决不会透露给考生的。这就是他们那一代教师的品格。但是别人能够理解吗？
在顾老师房间里，我知道我明天被安排在最后第二个考，时间在11点左右。我估计赶不上11点15分去塔河的火车，便提出我路最远，是否能让我早点考，然后赶上火车当天回到塔河。在场的地区招生办的负责人查阅了考生名单后，情况属实，当即决定把我安排在早上8点30分第一个考。
晚上在房间里，我和大兴安岭英语考试第一名70多分的周某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修改背诵我自己写的英语个人简历到清晨3点。
1978年8月28日早上8点半，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机会在前，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一搏，成败在此一举。我先大声地说：“Good morning teachers”，用英语向大家问好，然后面对考官们鞠了一躬。这才看清大桌子靠窗那一边坐着主考顾老师和两个副主考，两头各坐了一个女记录员。主考让我面对着他坐下，副主考用中文问我的姓名，我说，“May I speak in English?”，问他是否要用英语来回答。他说用中文回答就行，随后他又问我下乡几年了，在哪里插队。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呼吸也平静了不少。突然一个副主考用英语问：“How old are you?”，我马上用英语回答了他。这时主考告诉我，我们要正式开始考试了，考试分口语问答、发音、阅读理解、翻译四部分。乖乖，那么多呀，这不要把我考懵了。
神差鬼使，我突然心血来潮，先下手为强，用“刘式”发音的流畅英语背诵起我的简历来。大意是我是一个下乡八年的上海知青，在农村我自学了英语，我是在麦地和草甸子和黑龙江边学的英语，尽管我的发音very very poor，但我喜欢学习，我要读书等等。虽然我从考官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可能没有全听懂我的英语在讲些什么，但我坚信他们知道我行云如水般的大段叙述用的都是英语单词而不是俄语或者是中国的任何一种地方土语。
我一口气讲了两分钟，顾老师及时打断了我，微笑地对我说，你英语不是挺不错的吗。两个副主考也给我打气，不要紧张，考试挺简单，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顾老师打开封好的考卷袋，随意挑出一张，开始了发问。简单的疑问句，我尽量用yes或者no来回答或者复述。副主考后来问了些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之类的疑问句我也对答如流，看到考官们不断点头微笑，我的自信心越来越高。顾老师突然又问我：“Where and when you were born?”，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急中生智想起了母亲教我的一句话：“I beg you patten”，意思请他再说一遍，顾老师还没有复述完，我忽然领悟到好象是在问我出生日期，于是我用英语回答“I was born on Febery 1954 in Shanghai ,I am 24 years old，（我1954年2月出生在上海，今年24岁）”。我看到副主考们和顾老师都点了下头互相交换了眼色，我知道我全蒙对了。
接下来让我跟着顾老师的发音念英语单词，我自知没有语言天才，发音惨不忍听，低着头大声跟读熬过了这关，自我评估及格没问题。
第三个考试项目是让我自己随便在一堆考卷中选一张，在两分钟内看完，然后不看卷子回答问题复述内容。上天似乎在眷顾我，我抽到的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工厂的介绍，内容恰好接近我看过的一本大学教材中的一篇课文，过去背过。所以我明快的回答和准确无误的复述让考官们不停地点头。
第四项的英译中、中译英的简单造句更让我超常发挥。什么“我哥哥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之类的翻译，我不等考官用中文讲完就回答脱口而出。顾老师高兴地用他那纯正的美式英语告诉我：“You are excellent”，副主考也用中文告诉我，考得不错，你肯定能上大学读书了。
出考场之前，我向全体考官说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衷心地感谢他们帮助我圆了读书的梦。
回到塔河的第二天，叶老师也从林海回来了。叶老师告诉我，我的口语问答成绩为优，发音成绩为良，阅读理解成绩为优，翻译成绩为优，总评成绩为优。这时我已经知道我的考分了，在我们生产队名列第三。数学32分，语文63分，政治73分，历史82分，地理88分，总分为338分，离全国重点大学340分的录取线差2分，此外还有50分的外语笔试参考成绩和优秀的口试参考成绩。叶老师分析，我可能会被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录取。
于是我赶紧回队整理行装，找木头打箱子架，弄了六块厚床板准备以后结婚打家具，用方子钉了一副大床架，涂了些猪血红粉（因为没有油漆过的床架，即使有搬家证明，铁路部门也不让托运床板）。我把自己喜欢的书籍，以及东北冬天要用的棉衣裤、绿色军大衣以及黑色棉大头鞋等生活用品，装了三个箱子；然后和一些办了病退的知青一起把行李送到塔河，准备在拿到录取通知后再办理托运。9月24日在我离开塔河准备回队时，从电话里得知我队考378分的小侯已经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其他队里也有人收到了入学通知，但全县考分最高的新街基大队的小沈也还没有拿到通知。我仔细想了想，大学肯定能上，不过可能还要在黑龙江呆下去，这也没什么要紧，能够上大学读书已经让我满足了，心理十分平衡。
搭卡车回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看见金山大队考取上海同济大学的小童和他女朋友，满脸洋溢着幸福，手牵着手在县电影院门口排队卖票。我上去用手指捅了他一下腰，“恭喜你考取大学，酒饭免了，请客看电影吧！”。小童回头见是我，抱拳做了个恭喜的表示，“同喜同喜，我请你看电影没问题，但你考取上海师大要请我喝酒，我刚才拿通知时已经知道你被录取了，还是我们县里第一名呢”。又是第一名？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怀疑他在开国际玩笑。小童一本正经地说，“千真万确，不信你到县招办去看吧”。我赶紧拉着他跑到对面的县招办，林主任告诉我，我肯定被上海师大录取了。他上午打电话给省招办一个熟人，抄到了我县所有考取重点大学人员的名单，虽然不是正式文件，但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内容绝对真实。我一看名单开头，“刘琪，上海师范大学；沈坚，上海师范大学……”，这才明白小童讲的第一名的含义。但是我发现，除考上海师大的我和沈坚外，其他名单上的人都拿到了入学通知，而一个比我考分高17分的朋友却榜上无名，怀疑这份名单的正式性和真实性。我一说，林主任也觉得不太对劲是有遗漏，仔细分析下来可能是只抄了考取上海各大学的上海知青名单，没有抄北京和东北各大学录取的知青名单。我和沈坚的通知未到，或许是上海师大录取通知书发的晚。
由于担心录取通知书送到县邮电局后，还要先转到公社邮电所，一旦误了班船，半个月才能到达我们生产队。我特地找了在县邮电局工作的上海知青小张，让他每天关心一下邮局到的挂号信登记表，一旦发现有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马上告诉我们，我每天晚上七点整在大队部等他的电话。
回到队里，将回上海不再需要的生活用品分给老乡，我还把一些高考复习书籍资料送给了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一个经常来向我求教和借书的当地中学生，我想他可能会成为察哈彦生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当地青年。可惜他在1979年即将参加高考前，由于同学随意敲打一颗在反修军事演习中留在泥土里迫击炮哑弹，成为大爆炸造成的十多名遇难者中的一员，让大家痛惜不已。
在队里等了两天，一些朋友已经收到了东北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而我和沈坚的通知却还没有到，真让人心急火燎。到晚上，我都懒得到山下的大队部等电话了。9月27日下午5点多，一个朋友跑上山来告诉我，小张来电话了，录取我和沈坚的上海师大通知已经在县邮局了，让我过一会到大队部接电话。
小张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他送信回来，看到挂号信登记表上有我和沈坚的名字，但是邮件已经封入明天准备送到我们公社邮电所的大邮袋里了。他赶紧骑摩托车把已经回家了的管理人员带回邮电局，两人一起打开已经用火漆封好的邮袋，他自作主张地拆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规定我们必须在9月30日之前到学校报到，看来要等我们乘船出来拿了录取通知书办手续肯定来不及了，问我如何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与沈坚以及公社、县的领导通了电话，最后县和公社领导破例决定，派公社吉普车送沈坚到县里拿通知转组织关系，再回到公社办我们两人的户口迁移手续，我要上缴的边境居民通行证等我乘船路过公社时交给等候的民警。由于过去有个知青办户口迁移时没缴出边境居民通行证，他又从内地回来越江到苏联当了特务，他被我方逮捕后交代多次进出边境为苏联克格勃收集传递情报靠的就是这只有一年期限的通行证。所以上级规定不先缴边境居民通行证，谁也不能办户口迁移。
9月28日晚上，队里磨房的发电机坏了没有发电，我还没有彻底收拾完行李。7点多时，小客轮已经提前3小时到了察哈彦码头，在朋友和老乡的催促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生活了八年的宿舍，门也不用再锁了，不会再有知青去住了，花名册上的200多个知青现在只剩下5个考大学和2个在办病退的人，而且马上都要离开这里了。天特别的黑，在小客轮探照灯的光束下，可以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人头一片，好象队里的老乡们都出来为我和小侯两人——兽医和人医——送行，祝贺我们去大学读书。面对老乡的热情欢送，我们不停地挥手告别，并许诺以后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由于10月1日是国庆节，托运行李在10月2日才办完。10月3日，在塔河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我们和沈坚等碰头了。当火车开动时，我拿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才确确实实地感到上大学读书不是梦。
由于在县里出发前，已经给校方发了“因路阻不能按时报到”的加急电报，所以我们一行也安心地在路上耽搁了几天，游玩了北戴河和北京等地。虽然上上下下都换了新衣服，同行的一个朋友在投宿在北京某位副部长家时，还是被细心的部长夫人发现床上有虱子。我是直到10月11日才回到上海，结果还引出了一场风波。上海某重点大学在录取我们一行中某个朋友时，发现他的体检报告说肺部有生过结核的结节阴影。招生人员犹豫再三，破例录取了他。但因为朋友和我们一样，请了假没能及时报到，校方就怀疑他可能病得走不动路还拍电报骗人，责怪招生人员把关不严，并做了10月15日前不来报到体检就取消入学资格的通报决定，弄得沸沸扬扬，连我的邻居都知道。
当我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第一次走进大学教室时，一位从黑龙江军垦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轻轻地对另一位从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说：“看，又来一个黑龙江农民！”。
1978年，全国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初只录取了其中的4.8%，29.3万多人，后来又扩招10.7045万人。我是因为参加了英语口语复试，成绩优秀，所以招生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把英语笔试的50分参考分计入了总分，才侥幸进了上海的大学。那年我24岁，全班42人，我年龄还排在第30位。但班上其他人要么是拿国家工资的工人、农场职工，要么是中小学教师，要么是应届毕业生。只有我一个还算是在地里干活养猪、挣工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也为此而自豪。
余论：
从1960年读小学开始，到1978年考取大学，我这18年的学习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余三分之二也就是12年基本上是靠自学。我的自学能力和学习习惯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
（一）校外辅导的影响大于小学的正规教育
应该说市少年宫图书馆这段生活经验培养了我经久不断的读书兴趣。图书馆的辅导员经常引导我们去查找相关的书籍和听讲座来解决知识上的困惑，不时开出一个系列的读书计划让我们去完成，使我们受益非浅，我当时的几个读者朋友后来都有了大学以上的学历，6年的小学教育对自学能力的影响不大。
（二）周围学习风气的熏陶和互相帮助
从小学到中学特别是插队，我周围都有一批喜欢读书的朋友，你如果不去看书去思考，没有共同的话语和话题，就无法融入这群朋友中，大家互相交流讨论，无疑是一种促进学习的动力。同时周围的许多朋友都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未来抱有希望，即使在极其艰苦的劳动环境下，也能挖掘生活的乐趣和自然的美。
（三）知青家庭背景形成特殊环境的影响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中203名上海知青中，除13名来自上海七宝镇和4名来自当时市郊闵行区外家庭出身不详，其余186名来自上海徐汇区的知青中，出身于工人市民家庭有79名，出身于共产党16级以上干部家庭有46名（包括解放军少将，13级以上高干）、出身于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有31名（包括文艺界导演、演员、工程师、医生、报社主要编辑）、出身于一般职员家庭有15名、出身于中小学教师家庭有7名、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有4名、出身于国民党将领家庭有4名等。
由于当时基本上是按中学集中分配到队里的，毕业于汾阳中学、五十四中学、南模中学、华光中学、淮中中学、市二中学、五十一中学、中国中学、曙光中学的知青家庭，集中居住在以康平路、高安路为中心，辐射至余庆路、华山路、淮海路、复兴西路、复兴中路等当时所谓的“上只角”。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较富裕，也有一些藏书，文革中父母虽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及时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在我们生产队里形成了一个自学读书的氛围。
在察哈彦生产队插队的203名上海知青家庭出身背景分析表（略） 原察哈彦生产队获得大专以上学历上海知青的家庭出身背景统计（略）
根据1999年察哈彦插队的上海知青大聚会的粗率统计，虽然去察哈彦插队前大多数人是69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后来203名知青中至少有40多人有大专以上学历，也就是说五分之一的人象我一样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但其中家庭出身为工人的只有10%），有20人左右现在定居在海外和港台地区，许多人回来后尽管没有读大学，但还是努力学习，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和其它技术资格证书，所以在下岗的大潮中还能自谋出路。
毋庸讳言，这个比例在众多的知青群体中是比较高的，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对于我们这批知青获得大专以上学历没有明显的影响，尽管我们这40多名知青不是凭家庭出身走后门才获得大学以上学历的，但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经济状况稳定和信息获得的优越这些潜在的文化因素似乎比智商、遗传基因和能力对我们这批知青影响大得多，这也可以反证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并不是由学校造成的，而是与社会文化有关。
（四）、个人努力
十年文革的浩劫，摧毁了较好的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网，阶级斗争的结果，泯灭了多少青年读书的梦想。高考制度的恢复，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侥幸者和受益者。
从小学毕业程度到大学，从农村回到城市，从挣工分到拿师范生生活费，连跳三级的我不仅应该感谢上天和命运给我的机会和运气（否则无法解释那么多的巧合），更应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好心人，感谢察哈彦生产队的学习氛围，感谢那些给我智慧和力量的书，才使我梦想成真。
一个人的人生会遇到许多艰难挫折，有些是单靠个人力量无法改变的苦涩的现实，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你都需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积极的努力，绝不能只是唉声叹气叫苦连天。否则一旦机遇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却可能又没有办法去把握它而错失良机。所以我要一直读书，这或许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吧。
在察哈彦插队的知青清一色来自上海。1969年10月来的第一批知青有12人，到了11月底，以徐汇区汾阳中学69届以及七宝镇中学毕业生为主的80余人坐着拖拉机和马拉爬犁涌进了村子。那是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半夜三更到达的知青们大多冻得索索发抖。有个16岁的知青两耳垂冻出了两个大血泡，好像戴了两个大耳环，让老乡们又是好笑又是心疼。 1970 年4月下旬，又有一批徐汇区五十一、五十四、南模、淮中、市二、中国、华光、曙光等中学近百名知青浩浩荡荡来到村里，这样生产队知青花名册上的人数就增加到203人，比村子里的36户老乡总人数还要多出60多人。除汾阳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是作为试点全体下放到金山公社的，第一、第三批知青大多数是自己报名或学校分配的。
203名知青从来没有过全体都聚集在察哈彦的机会，不是这批知青出外修路盖房子，就是那批知青出外造水库伐大木，还有人回上海探亲了。唯一一次接近全体的盛会只有一个短暂的瞬间。1970年冬天的下午，去呼中修路的知青刚回来，去十八站林场伐木的知青马上要出发的一小时中，在队知青人数达到190多人。食堂里挤满了一屋子穿着绿棉袄的知青，我那时个子小，在人群中仿佛有天都黑了的感觉，朋友们之间打招呼的打招呼，告别的告别，耳朵里乱哄哄一片，什么也听不见。考虑到我队知青人数实在太多，在县里的安排下，1970年底有50人左右自愿报名转到了县里新成立的北疆农场插队。
知青刚下农村时，当地老乡从内心来讲并不真正愿意接收我们，一个30多户一百三十来人的山村，忽拉拉陆续涌进来三批共二百多名不会干活的上海知青， 无疑是一个重大负担。知青要吃要住要生活，挤满了所有队里闲置空房的上下铺和紧急加盖的几排宿舍不算，早上出工前因为上厕所拉屎要排队，还不时去霸占老乡家的坑位。 但安排上海知青这样大的政治任务，又不是老乡们这些小人物可以拒绝接受的。所以他们最初口头上是热烈欢迎，心里面可能是巴不得知青赶快离开。
当我作为第三批知青来到察哈彦时，还能感觉到当地老乡对知青残存的不信任和不友好。但是在这最初的对立中，我们知青也要负一部份责任。虽然毛泽东的指示讲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我们自认为读过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干活也比老乡卖力，自以为是，桀骜不驯。除了认为在干活技巧上有必要向老乡学习外，知青在政治上却搬出毛泽东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语录，先抓防修反修斗争，挖苏修特务和阶级敌人，反对资本主义萌芽和狭隘的小农意识。二批青年在晚上站岗巡逻时，发现某大队领导从场院鬼鬼祟祟偷拿麦子回家，立即询问，怀疑他是潜伏特务，结果那人当晚就摆脱知青的跟踪监视，越江逃到对过老毛子的兵营里。三批青年四月第一天下地干活就提高了革命警惕，设计埋伏，抓住了一批从地里捡去年秋收拉下的麦穗豆秸带回家喂猪的老娘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甚至去批评和阻止老乡偷偷上山采木耳、下套子、打狍子等私人副业行为。
此外按照县里和边防部队的规定，察哈彦大队管理生产劳动的支部书记和队长是由当地老乡担任，保卫祖国边疆的武装民兵连则基本上以知青为主，连排班长由知青担任，大小武器由知青统一保管，明显地不信任当地老乡。知青晚上挎着冲锋枪，背着自动步枪站岗放哨，自以为肩负重任，也滋长了高人一等的“革命左派”的潜意识。记得在我们公社靠近公路边的三间房大队，武装民兵排知青排长小张带着三个知青早上刚巡逻回到村子，就有一个女知青脸色通红匆匆跑过来告状，说刚才她上女厕所时，有一个外来的男人冲了进来，明明看见她蹲在茅房里，还当着她的面耍流氓小便，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小张一听就来了火气，抬头一看，远处停着一辆小客车，估计是哪个乘客憋急了尿，慌慌张张也没看清写在木板上的女厕所字样便闯了进去，但你至少应该说声对不起吧。因为当时为了防备苏修特务活动，上级给了知青武装民兵可以任意检查任何人员和车辆的特权，他马上奔到公路边放下拦车的木栏杆，等那车开过来便挥手示意停车，然后让女知青指认出那个当�